同学聚会 

  与众多的本科毕业生相比，我上学的时间短。本科生在校时间达到16年之久，我真正的坐在教室里静静地读书、考试、升级、毕业，才九年。约是本科毕业生的二分之一。

  为了一纸文凭，年近40岁的我报考了建设部远距离教育中心的刋授大学，学制五年。1 983年冬季参加入学考试，1984年春季开始上辅导课程，每期半年辅导四门大专程度的科目。辅导了七个学期，每学期都是由建设部统一出题，河南省建设厅统一时间考试，统一阅卷，不及格补考过关后才计学分，1988年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做毕业设计。本想着可以拿个大专毕业证。谁知道后来国家教育部告知，这类毕业生必须由省级教育部门对这批学生进行抽科考试，通过后补发了一个自学考试的”中专生”证书。这是我一生最高的学历文凭。

  在这个刋授大学里，我实际身份是信阳地区辅导站的教务主任兼专业课教师。在期末考试时又是考生。

  刊大的学生是来自信阳地区各县市建筑单位的在职年轻人，他（她）们都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担任职务，他们学习的目的和我一样，在应该上学的年代被社会耽误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做梦也想获得一份大专文凭。他们每学期考试前参加信阳辅导站举办的，最多集中一个月的辅导培训。我是他们多门学科的辅导老师。所以，五年里我没有真正的同学。

  本科生在聊起同学时，可以夸夸其谈的讲，某某某是我那那那大学同学，某某某是我高中同学。这个谈论资格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奢侈品。

  我终生难忘的是1957年9月进校，1960年7月毕业的，信阳市第二初级中学，第五届第二十班的能夠坚持毕业的不滿四十人的同班同学。

  当年信阳市是一个县级市。共有四个初级中学，一个高级中学。初中的名子是第一，第二、第三初级中学和一个干部子弟中学。高级中学设在现在的信阳师范大学，目前还保留了一个三层教学楼和两层办公楼。信阳二中就是现在的信阳高中文化街校址。保留最完整的是学校东南角的那棵白菓树。

  我们这个班让我能回忆起来姓名的只有三十四位男女同学，目前最大的年龄已经八十四岁之多。女生十一位，男生二十三位。其中有两个只记得姓，名字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我和她们保持经常联系的有楊顺琴(84岁)、陈玉萍(82岁)、表爱华(82岁)、李传𣆥(81岁)、赵国志(81岁)、陶国提(82岁)、袁爱华(83岁)、孙希志(80岁)、崔锐(79岁)、刘华成(78岁)等。这群人中能夠相互走动的是赵国志、陈玉萍、崔锐、孙希智等人。最奇怪的是袁爱华，她对其儿媳妇说，谁打她的电话全部拒接。我做了一次实验在某日的上午九点左右，拨通了她的手机号码，她高兴的与我聊了二十多分钟。

陶国提現在虽然走动，因为他聋的比较严重交流起来甚是困难，所以和他面对面的交流逐渐减少。

  我和陶國提邂逅是一次因公事纠纷而相遇的。

  陶国提是信阳市橡胶厂的厂长。橡胶厂因生产老式的解放鞋销售不畅导致亏损而停产，严重到把一幢商住楼的底层产权卖给了开发商。

  有了产权的开发商要求把做商店的橱窗加宽，为了确保上面五层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被开发商聘为工程技术顾问。

  安全第一是人人皆知的基本道理。开发商老板是从地区建筑公司下海，对我的往事比较了解。知道我会设计楼房 也知道我对拆除旧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自己有信心就承接了顾问一职。

接受任务后我到原设计单位找到图纸并和设计院总工程师商讨了加固和施工方案。开始施工前老板背着我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恐𢘜手段吓唬楼房住户。给我增加了人为的障碍。

  我刚刚准备加固。住户代表上访到信阳市人民政府。我只能停工与住户代表们解释，让代表们拿着我们的方案找高一级的设计单位核准。我表示如果达不到200%的安全决不开工。（我国建筑设计规范中安全系数取值为1.4和1.2，我和总工采用取值为2的安全系数设计。）

  我的诚意感动了代表。我的名字也传进了厂领导班子的耳朵里。原来陶国提就住在该楼的顶层。我的工程完成了，陶兄在他家用酒菜招待我。可惜我酒力太差，沒有完成兄长预期的酒量。

  孙希智因为儿子的工作常年转向郑州，他们全家人都住在郑州，我和他也两年没见面了。但每年我都电话给他和嫂子拜年祈福平安。

  孙希智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河南水利厅第二工程局附属学校任校长。我俩的大女儿是水利技校的同班同学，水利技校和水利中小学，都在一个校区，孙希智就住在校院里。

  我送大女儿上学时，孙校长正在校园里和老师们迎接新生。我俩人约三十年没见面，谁知道一打照面分外親切。他拉着我的手说：“赵天仁，走，到我家坐坐。”

  我进到他家，他把嫂子介绍给我认识，我给嫂子恭敬地点点头。当知道她女儿和我女儿是同一个班后，就让她姊妹俩一同去报到。嫂子热情地冲了杯毛尖茶递给我，谦逊的说：“不是雨前茶，你湊合湊合着喝，中午不要走了。我去校门口莱市场再买点青菜。”

  我和孙校长天南地北的侃了三十年中的各自经历。从此以后，三年内几乎每月最少见面三、四次。

  有一次星期六晚上，孙兄见面后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说一会儿还有两个廿班的同学要来。我一听廿班，两腿怎么也移不开步了。

  原来农村万元户刘宽芳老兄领来了他英俊的儿子；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桌女生刘明莺牵着美貌的大女儿，踏进了孙希智的房门。

  啊哈，孙校长要做媒婆。

  一对青年男女有礼貌的给我们四个老同学打个招呼，办自己的事情去了。四个人把小饭桌搬到门口，每人把持一方。嫂子端上炒好的几个菜。刘宽芳笑嘻嘻的从裤子兜里抽出一瓶＂鸡公山＂粮液，给我们四人每人倒了一杯。举起杯子说：“俗话说，成不成酒三瓶，今天天仁又碰上了。咱们一醉方休。”

  我两眼迷迷糊糊的骑着自行车回到我的碧庐，已经十二点过后了。

  在廿班这群同学中只有邱明宏和我是194 6年出生。我比明宏长了十余天。初中毕业后虽然我当上了泥巴匠，他从西北交通大学走上某军工厂当上技术员。我俩从未间断过来往。

  我原住樱桃園，1995年搬到红星美食街。自己建的别墅，自誉取名碧庐，邱明宏都进过我的寒舍。他父亲健康的时候让预制厂做的砼棺材，还是我帮他抬进墓地里提前安排好。

  我结婚左手腕上带的全钢上海牌手表，是邱在厂里托人要的购货券帮我买好，寄回信阳市。

  八十年代初，我做为技工学校教师去郑州击差的机会多了；邱的工作从西安调到郑州砲兵学院任教授，肩膀上扛着两毛四的牌子（大校军衔）。他家的弟妹（我从来就叫嫂子）给我做过多次午餐。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们的两个儿子。

  通过邱明宏在郑州见到了廿班的另一个老同学——郭鸿均。（现在应该是郭红军）。郭兄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

  我和郭兄首次见面的地方是河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办公室的办公大楼里。他的行政职务为副主任，而职称是研究员（正教授）。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不用打草稿，侃侃而谈半天，也不会出现一句重复的话题。

  当信阳居住的同学有了聚会的提意后，我直率的向郭、邱二人提出邀请。他俩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只要是星期天，一定准时赶到。但要提前预约。”

  赵国志是我初中同学中，一生最背时的人。老兄娶了个农村戶口的嫂子。嫂子给他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子女绕膝本应快乐，而在农村户口进城难的岁月里，五口之家只有国志一人有商品粮，在地区建筑公司当泥工时还有月供46斤的口粮，离开建筑公司以后就只有23斤4两了。商品粮不够就只好到农村的集市上购买高价粮了。仅购粮一项占驻了每月的很多精力。

  赵兄和我都是泥瓦工，可我俩从来没有在一个工地上砍过瓦刀（指砌墙、抹灰。）我在地区建筑公司第一施工队，他在第二施工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他因是地主成分被清理出工人阶级的队伍外了；而我因为是刘中发工长的助理（建筑工地上没有设助理这个职务，当工程管理的工人比较多，工程较复杂时，工长有权找有能力的人帮工长当指挥的工人的人，我在这里称之为助理。）我们的工地又远离信阳市（在息县小清河荒凉的河滩里）被刘忠发工长和廖国安老爹（泥工四班的班长）保护起来。等工程完工，时间过去将近十个多月，阵风吹过烟消云散，无人问津了。从此以后我和赵兄在社会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他现在80多岁了，在能挣钱的时候不知道可以交纳养老保险一事，至今无人给他养老金。多亏儿女孝顺。他每天仍是乐呵呵的，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

  同赵嫂一起在信阳市四一路（信阳是1949年4 月1日解放，故有这条具有记念意义的路名）摆地摊买服装的还有一位男同学，叫陈鸿国。住在中山路上，离樱桃園胡同仅十余步路程。陈兄只要手头上短缺，必到樱桃園找我借钱。他借钱时打借条，可还钱时不要收条，说是给我利息。

  陈鸿国因病去世后我对着遗像鞠了三鞠躬。陈嫂提及借钱之事。我说鸿国还的利息正好等于本金。我谢谢哥嫂的好意，不要再提了。

  经常到赵国志家玩的同学还有刘学源。他好像也没有进过高中校门。他是我们班男生中年龄较长个子最矮的一位。他很羡慕别人的同学聚会，我和国志对他说，咱们分头找廿班的同学，传递信息逐渐扩大范围，力争聚会一次。

  女同学中我知道她们家的有，老大姐杨顺琴，经常去公園晨练的陈玉萍，不爱出门的李传𣆥，喜爱参加聚会活动的袁爱华。袁爱华最爱说的是“我们高中的同学只要是聚会，那怕地点选到驻马店，离信阳一百多公里远，我还是照去无误。”我很敬佩袁爱华的精神。见面最少的是陈美华。她到师范学院找她女儿的时候，在我家门口相遇，相互简介过两家的一般情况。

  世上的事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唯一反对者，我找他征求意见时他不但不支持还泼冷水：“几十年了，老的老了，走的走了，根本聚不起来！”等到大家都到餐厅相聚时，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参加，可能是搧了他的耳光，他借故有事拒不参加。

  我们班到最后有两个同学，大家都不知道她们的踪迹。一个叫危自起，是女生，刘宽芳回忆说，他俩同时考入郑州商业学校，是同校不同班同学，毕业后刘回到信阳务农。不知道危志起分到郑州哪个机关。至今我大脑里仅留下＂郑州＂二字的记忆。

  另一名是男同学，叫蔡成子。蔡在班里坐在靠里墙角的最后一排，他长相较黑。他𣁽武高大能干，诚实憨厚。我们在金牛山上开铁矿时，他和赵国志打睹能吃进十个大包子。当他吃进八个包子后，包子入口的速度越来越慢，全班男女都怕他撑坏了胃，劝他不能再吃了。他硬是撑进了。还嘿嘿的嘟噜着，再吃一个也没问题。

  从此以后，蔡成子被＂蔡包子＂代替了。他很乐意。

  毕业后，我俩在赵家桥只见过一面。而是一次没有多说话的点头之交。

  我在七十年代初当工长时，家住樱桃園胡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一进屋指着我说，赵天仁，你长高了，身体结实了。我反过来对来人说，吴章祥，你的瘦高身材一点也没变。还是这么瘦。

  我留他吃饭。他说他是从三里店家走到我家，非叫我到他家见见吴嫂不可。

  我骑着自行车把吴兄带到浉河南岸叫三里店城圈外的菜园小湾里。湾里住着三户人家。吴章祥住在最东侧夯土院墙的院子里。我见过吴嫂和她的俩个儿子。

  不到半年时间，吳嫂突然一人到我家。清秀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你吴老兄快不行了。

  我终于知道吴兄找我的真实目的了。我帮嫂子办完了吴兄的丧事，又找他单位给他的大儿子安排了临时工作。最后联系赵国志、陈玉萍等几位同学，每人摊了五元钱。（每月我的工资38元左右，）送给吳嫂表示老同学的一点心意。

我怕寡妇门前事非多。就和吴嫂中断了一切联系。她那遍宅基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廈，至今杳无音讯。

  我们班一共三个赵姓男同学，最大的赵国志，最小的赵天仁，中间叫赵聖佩。赵圣佩在三年级开学典礼后，自动离开了学校。每次见到他总是坐在家门口看着厚厚的长篇小说。

  再后来个大年长的男生有不少悄悄地离开了学校，走上自谋生路的道路。例如徐宝林进了冷风库当保管员。大班长彭明生参军后回来在砱肥厂球磨车间当支部书记。

  崔锐也是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的兄长。他高中毕业后参军，退伍。在信阳市广播器材厂任技术员，又调到信阳地委群众来访办公室任科员、副科长、科长直到退休。勤勤恳恳地为受冤群众办实事。

  地委和二中只隔了一条20米宽的胜利路，到樱桃圈最多五根电线样的距离。一生找他询问过政策问题，他家嫂子在地区劳人局上班时，帮我办理了老伴提前退休的正规手续。

在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磋商，终于敲定了信阳市第二初级中学廿班毕业42周年再次相聚的日子。

  2002年4月14日星期日，春光明媚。信阳浉河公園里，绿树成荫。原信阳市二中廿班的老同学们共聚一堂的有18人。其中有五个女生、她们是杨顺琴、陈美华、袁愛华、陈玉萍、李传𣆥等五个老大姐。我和陈玉萍、李传𣆥请来了班主任闫挺林老师和师母。

  正式开席前，郭红军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稿纸，双手展开后对大家说：“我给兄弟姐妹们助助酒兴。”

  他讲到四十二年前的风雨同舟。描述了开挖城墙土填河滩为操场及植物实验场地的劳动场面；回忆起在金牛山开采铁矿石及在土炼铁炉前炼铁的过程；讲述向地委献“跃进饭”的热火朝天；表达了浉河沙坝截流的动人景像；展现了南湾干渠你争我抢的声势。

十八人相互流露出真情；十八人相互祝福；十八人共同举杯向班主任和师母敬酒；十八人热情洋溢地喝个尽兴。

二十張滿面春光的笑容留下了一张难得的记念照。前排坐在草坪上的除了五个女生外还有崔锐、刘宽芳和郑𠻸均。后排站在中间为班主和师母，左侧为郭红军、邱明宏、陶国提、彭明生、赵国志；右侧有李黎生、赵天仁、刘学源、杜传贵。

  为我们摄影的摄影师是陈玉萍大姐的丈夫黄师付。

这篇拙文献给在世的和仙去的＂信阳二中廿班全体兄弟姐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