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吴蜀残照（019）

两晋南北朝——吴蜀残照（019）
话说公元261年初春三月，襄阳城（今湖北襄樊市）春寒料峭，太守胡烈的心头却燃着一把火。他飞马向洛阳送出急报：东吴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处营垒暗中串联，决意归顺大魏，连人质都悄悄送来了！只需朝廷兵马前出至沮水岸边接应，大事可成！
朝廷诏书命征南将军王基即刻整军南下。诏书末尾一句意味深长：“若邓由等果能如约而至，将军此举，足可撼动江东根基！”字里行间，几乎能听见洛阳朝堂上对震动江南的渴望。
王基却勒紧缰绳，紧急驰书司马昭：“此事疑点重重，岂可仓促以重兵相应？”书中进一步分析：“夷陵东西两路，俱是羊肠小道，竹木丛生，一旦遇险，连战马都难以布阵。更兼当下春雨连绵，弓箭筋角受潮无力，此时兴兵，岂不是荒废春耕而追逐虚妄之利？”
书中指出：“姜维贸然深入上邽，文钦孤军困守寿春，皆因贪功冒进而倾覆——殷鉴不远啊！”书中笔锋一转，直指国家根本，“嘉平（249年）以来，内乱频仍。当务之急，是安定社稷，抚慰人心，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岂能动辄兴师，以求境外微利？”落笔处，忧思如墨般浓重。
司马昭案头王基的书信渐次堆积。他凝视着地图上曲折的沮水，疑虑如江雾般弥漫开来。几度踌躇，他最终传令前线：“已开拔诸军，就地暂停，一切行动，听候王将军调度！”诏令发出，他心中那根紧绷的弦，似乎稍稍松动。
王基的又一封书信接踵而至，这次他搬出汉初旧事：“昔日汉高祖听信郦生之言，准备复立六国，幸赖张良警醒，连夜销毁印信。臣智谋远逊于留侯，然深恐襄阳今日，重蹈郦食其覆辙！”这历史的回响如重锤击在司马昭心上。他长叹一声，回信王基：“朝堂之上，多曲意逢迎之辈，很少有据理力争之臣。感念将军忠直，句句肺腑，即命全军撤回。”不久，邓由等人果然音讯全无。胡烈立在襄阳城头，望着空荡荡的江岸，满面羞惭——这位名将胡奋之弟，被江东虚实之计结结实实戏耍了一回。
秋八月，洛阳宫阙巍巍。皇帝再次下诏，欲复晋司马昭相国之位。诏书煌煌，群臣屏息。司马昭却伏拜再三，坚辞不受。殿宇间一片寂静，只听见他辞让之声在梁柱间回荡。他深知高处不胜寒，此刻收敛锋芒的智慧，远胜过一枚金印的重量。
与此同时，蜀汉成都深宫之中，后主刘禅的御笔在诏书上缓缓移动：晋升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掌尚书台机要；侍中樊建则擢升尚书令。诏书墨迹未干，宫苑角落的阴影里，中常侍黄皓嘴角却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诸葛瞻，这位诸葛亮之子，与董厥虽居高位，竟慑于黄皓熏天气焰，从来不敢正色以谏。朝堂之上，趋炎附势之徒如过江之鲫，唯樊建独善其身，拒不与黄皓往来。秘书令郤正，与黄皓官署相邻三十余载，如履薄冰却终未沉沦。他闭门读书自娱，既不为黄皓所喜，亦不为所恨，俸禄微薄仅六百石，却奇迹般避开了无数腥风血雨。后主之弟甘陵王刘永，因厌恶黄皓，竟被其谗言所困，十年不得面圣！朝堂正气，已如风中残烛。
这年冬天，东吴使者薛珝访蜀归来。吴主孙休问起蜀汉虚实，薛珝慨然直言：“其主昏暗而不知过，其臣但求自保而塞忠言。入其朝堂，不闻诤谏之声；经其乡野，百姓面有菜色。”他仰天长叹，“正如燕雀筑巢于华堂，母子相乐以为安。却不知梁柱朽坏，灶火将燃，祸至而不觉——蜀汉今日，正是如此啊！”这番洞察，如利刃剖开了蜀汉繁华表象下的败絮。
当三国在各自的困局中挣扎时，遥远的塞北，一股崭新的力量正悄然积蓄。是年，鲜卑索头部首领拓跋力微，郑重派遣其子沙漠汗南下中原，向曹魏进贡称臣。这个来自苍茫北荒的雄鹰，第一次将雏鹰送入中原的宫阙。
拓跋部族的血脉，在敕勒川上已奔涌百年。昔日可汗毛振翅于漠北，统御三十六部，号令九十九姓，声威远播。五传至推寅可汗，毅然率众南迁至广袤水泽之地；再七世至邻可汗，待邻年老，传位于子诘汾，诘汾继续南迁，终据匈奴故地。诘汾去世，力微继立，率部定居于定襄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草原诸部望风归附。数十年后，他的族人将从这里出发，最终一统北国山河。
公元261年，魏蜀吴三国，如同三条疲惫航船，各自在历史的礁石间艰难转向。当三国内部或困于权阉、或耽于内耗之际，阴山脚下的盛乐城中，拓跋力微正凝望南方。他派出的不仅是一个质子，更是一支射向未来的响箭。三国君臣或许未曾留意这塞北的动静，然而历史的巨轮，已在草原深处悄然转动——内忧不解，则外患暗生；庙堂苟安，则风云易主。三国鼎立的棋局行至末章，真正的变数，早已在局外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