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谁家里若是有一部电话，那可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能够装一部固定电话，那是必须达到一定职务级别的人才可以，九十年代初开始允许普通家庭申请安装电话了，可是一部固定电话的初装费要四五千元，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1993年的九月，妈妈生病了，爸爸陪着妈妈回上海老家看病去，我在家里就像丢了魂似的，每天都在想妈妈今天怎么样了，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话。
过去的通讯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一般有事都是写信，平信到达上海大概要五到七天，发航空信也差不多要三天。有急事就得到电报局打电报，那是按字数算钱的，惜字如金，写报文的时候总是把字数控制在最少，看明白了就行。当时新乡还没有公用电话，家里有电话的人更是少的很，如果要打长途电话，大多数人都得到电话局要长途。
打长途电话在过去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先到电话局，在柜台填写一张电话申请单，写清楚你要打的城市和电话号码，交了押金后在旁边等候。等电话的时间有长有短，快则十分八分钟，慢的就有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的等着。当电话接通了，营业员就会叫你的名字，让你去几号电话间接听电话。
早先人们留在通讯录里的电话号码一般都是单位电话，家里留的也都是公用传呼电话，就是那种在家附近的弄堂口设立的有人值守的电话亭，有人打电话来了，值守的人会按照你说的地址去上门叫人来听电话。因为妈妈在上海就住在大舅舅的家里，我打的是舅舅家弄堂口的公用传呼电话，这就需要把舅舅的门牌号码和名字告诉值守电话的人，然后他就会跑去家里叫人过来听电话，如果不巧人不在家就只好白打了，打完了电话再去柜台结账。
当时我们厂里也是可以打长途电话的，不过那时候只有在厂部办公室才有一部允许拨打长途的电话机。一般厂里的相关部门有事需要打长途电话，都要先填写申请单找主管领导批准后，办公室才会允许你拨打长途电话。为了给在上海看病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我专门去找厂长，每次厂长都会让办公室主任给我拨电话，我一直都很感激工厂给我的照顾。
1994年5月23日母亲去世了，公司的领导到家里来慰问，还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当时我提出来给家里安装一部电话，以方便父亲与在外地的亲戚和朋友联系。按照父亲的级别，厂里是应该给他装一部电话的，可是电话站总是以工厂里的总机没有空余的号码为理由不给装，那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到了1989年六十三岁的父亲办理了离休手续就不再上班了。还记得那天是总工程师杨毓振在我家里，他当场告诉一起过来的厂办主任，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先给徐总家里用，并且让电话站马上把电话线拉过来装上电话。
这部电话后来在我家里一直陪伴着父亲，尤其是在父亲生病行动不便之后，他不再写信了，基本上都是依靠这部电话和亲戚朋友们联系交流。2015年2月22日父亲也驾鹤西去，第二年工厂电话站来人把这部电话撤去了。这部电话在我们家里二十二年，经历过我们家里的许多事情，现在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这个号码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很深很深的记忆，无法忘记。
电话发展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料，谁也想不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至少都会拥有一部手机，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和别人开展通话和视频，无论那人是在天涯或是海角。前些天我用手机试着拨打了过去我家里的那个电话号码，六年过去了，我想看看这个号码还在吗？又是谁在用它？电话拨通之后对方问我找谁，我只好说找徐总，那人告诉我打错了，这里是1202厂房的值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