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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胡地到戎墟》第3章
安史之乱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事件，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玄宗朝的文学派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以文章作为士人进退标准，重视科举取士，排斥胥吏杂途，此派“是承袭武则天破格用人崇尚文学的观点”；吏治派以宇文融、李林甫为代表，主张“择官的标准应凭才识吏干，不应专用词章”，其思想源头可溯至张柬之等“五王”和故相姚崇的施政举措。
玄宗朝为解决当时的各方面问题而不断加强中央权力，最终导致党争严重、边将权力膨胀，李林甫专权是上述矛盾的集中体现，“过度依赖于一人之能”而使其基础“岌岌可危”，以制度稳定为代价换取行政的高效率，却最终“退化为（当权者）个人野心和一己私欲的满足。
天宝年间激烈的党争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在玄宗朝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太子李亨与以王忠嗣为代表的一批朔方河陇军将逐渐趋于接近，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集团，我们将其称为“忠王党”。
随着忠王党与李林甫针锋相对的斗争，北方边镇的蕃将势力悄然崛起，由此导致了天宝前期接连的几起大案。
玄宗此时之所以屡袒林甫并一意提拔幽州胡将如安禄山者，非因年老怠政，而是此期太子一党势力实在林甫之上，且采取攻势。
玄宗并未在忠嗣下狱后选择职位较高的李光弼，而是直接拔擢起用资历较光弼为浅的哥舒翰。颜真卿称翰“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44]，可见拔擢之速。翰时掌陇右兵权，玄宗方倚重之，故“怒稍解”。而忠嗣竟于次年“暴卒”，终可见玄宗之痛恶。
在张齐丘的拔擢之下，安史之乱期间年纪最长、大器晚成的将领郭子仪（生于697 年）从中层军镇走上历史舞台。郭子仪与仆固怀恩等蕃将不同，后者以其部落家族为基础，往往为羁縻府州首领，并因其善战而多在节度使衙前任职，控制着朔方军的嫡系力量。子仪则武举出身，“累历诸军使”，属体制内武将迁转之类。
安禄山起兵于天宝十四载（ 755 ）十一月，郭子仪之任朔方节度紧随其后。所谓“以本军东讨”，即子仪未回朔方驻节地灵武，而是在受任节度后直接带领麾下天德军经代北东进。这一则是出于战略钳制的考虑，二则恰从侧面证明子仪实际控制的力量为天德军。
唐德宗在为先辈旧事定论时，借助于武庙排序巧妙地将朔方集团的先祖和忠王党核心人物王忠嗣摈斥在外，代之以政治态度更为中允、没有污点的张齐丘和郭子仪。他不会不知道祖父与王忠嗣等人间的深厚关系，这一举动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党派，只有唯我独尊的皇权。
张守珪掌政幽州期间刻意扶植东北边境新兴力量，成为安禄山迅速晋升的直接原因。在营州胡复杂的构成中，粟特胡人无论从数量还是势力上都不占优势。为了铲除高丽 — 契丹种胡人在幽营军事中形成的深厚根基，加强中央控制，唐朝官方对幽营胡人中的弱势群体进行了刻意培植，安禄山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唐中期的政治舞台。
最晚从天宝十一载（ 752 ）开始，平卢就被史思明实际控制了。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已经丧失了对平卢的有效控制，相应权力被史思明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