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篇关于2003年非典的文章,内心很多尘封的情绪被唤醒,突然难受起来。
一转眼17年了。我以为我早就消化掉了,但好像还是会隐隐作痛。
2003我读高三,正在经历我人生的第一次磨难:我生病了。正好在非典爆发的时候。
刚开始是一次普通感冒,头疼,鼻子堵,没有当回事,也没吃药,按照惯例,它自己就会好了。
但这次很奇怪,我感冒好了,但是头一直疼。恰好非典肆虐,即使我们这个小县城也风声鹤唳,而我的症状又跟非典很像。班主任如临大敌,让我赶紧去医院,昔日一起玩耍的同学,也一下子对我敬而远之。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的冷漠。当我头疼难忍,疼到想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在争分夺秒的学习,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陪我去医院的同学。
我忍受着剧烈的头痛,走在去医院的路上。因为非典的原因,大街上空空荡荡,仿佛是一座死城。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仿佛走在末日的街道上一样。
去了医院,医生排除了非典的可能,给我开课一些治感冒的药,就让我回学校了。但是头疼并没有好转,反而越加剧烈,有时候疼到想吐。我没办法继续上课,老师也像是请瘟神一样,让我回宿舍休息。
那个时候对我最大的伤害,并不是生病本身,而是生病后大家对我的态度。刚开始,我跟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两样。成为非典疑似患者后,立刻被当做异类。这我也能理解。但是在被排除非典后,老师、同学表现出来的冷漠、怀疑,让我第一次对人性产生了怀疑。
躺在学校宿舍里,忍受着剧烈的头疼,同宿舍的人忙于高考,似乎已经把我给遗忘了。老师也似乎把我给忘了。一个大班50多人,在如此紧张的节奏下,多个人少个人似乎是无所谓的,只要不影响到高考,其它都无所谓了。
非典,高考,仿佛把所有人内心最冷漠最自私的东西激发了出来。我的内心一片绝望,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我一个人走遍县城的所有中西医药房,吃各种药,但越喝头越疼,感觉像要炸开一下,并且不能动脑筋,特别是一做数学题,脑子稍微选一下就转不动了,越是动脑头越疼。
从小学习成绩都很好,生病之前,我是全年级前十,生病之后,我勉强撑着去考试,成绩变成了倒数几名。
我给家里打过电话求助,父母跟老师一样,以为我是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只是劝我好好老师。眼看着高考一天天接近,我的头疼已经让我无法学习,我只能一次次请假躺在宿舍里——躺着还能好受一些。
我是掐着自己的眼睛强撑着考完试的。成绩可想而知,400多分。而我平时的成绩,都是能接近600分的。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暑假,最后决定复读。
那个时候讳疾忌医,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病会自己好。成绩出来没多久就开始跟下一级的班复读,我发现我的脑子依旧记不住任何东西,一动脑筋就疼,脑子完全瓦特了。
我不得不跟新班主任老师说明情况,幸运的是,这次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班主任,她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建议我去市区大医院用仪器做一下检查。她还给了我500块钱,很抱歉地说她要忙班上的事,让我回家叫父母带我去市里看病。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的名字叫周玲,长得很漂亮,娃娃脸。若干年后我听到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突然就想起了她。
太黑了,一点光芒就足以让我重新振奋起来。我知道深山里的父母从来没去过市里,我指望不了他们,我求助于县城里的一个表哥,也被拒绝。
我最终决定自己去。周玲老师又给我画了详细的地图,告诉我市中心医院的位置。
就这样,我一个人踏上了成长的旅程。打上高考和非典的青春很残酷,但周玲老师发自内心的关怀,让我有了长大的勇气。
我去市中心医院做了CT,查出来是鼻窦炎。一旦病情确诊就好说了,我父母带我去我小姨所在的荆州做了手术,重新回到学校复读。
实话,周玲老师教学水平要比我上一届班主任差远了。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她,她身上有人味儿。
后来我第二次高考,依旧不理想,身体依旧不好。但是我再也不想复读了。我进了我们当地的一所二本。大学期间又做了几次手术,身体终于恢复很多。
后来回学校找过周玲老师。听别的老师说,她受不了代毕业班的压力,去深圳打工去了。她陪我走过那段最黑暗的时光,然后下车了。
我之前的班主任一直是优秀教师。相比而言,周玲老师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但是她对于我的青春期而言,是一个女神的存在。
我也始终觉得,做人,永远比做事更重要;善良,永远比优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