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周伟民教授深情地看着自己的爱人唐玲玲教授说：我们不怕死，我们也不爱钱，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一屋子的藏书，我们人该死也就死了，但是我们害怕死之前不能为国家编好这一部南海史。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周伟民、唐玲玲夫妇为了帮助国家维护南海主权而修“海南史”，已经26年了。26年间，已届耄耋之年的周伟民夫妇花光了养老金，走遍了海南的沟沟坎坎，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佐证。
“今年7月13日国务院发表的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周伟民欣慰的说。
年少立志，人间晚晴
1953年，周伟民和只比自己小两岁的唐玲玲一同以优越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彼时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史哲不分家，教授也是明星云集，已经因为共同的学术志向和人生兴趣而结缘的周伟民、唐玲玲都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甚至还与知名历史学家陈序经私交甚笃。
史学素养深厚，且身为广东同乡的周伟民、唐玲玲二人当时都对海南岛的历史产生了很深厚的兴趣，但是当他们想要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历史时却发现只有一本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学者小叶田淳为帮日军侵略海南岛而撰写的《海南岛史》。
从那时起，两位学术伉俪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著成一部南海’通史’。”
但是谁知天不遂人愿，1957年周伟民和唐玲玲携手走出校园，并走上讲台的时候，他们一个教授文学批评史，一个教授唐宋文学。早在1970年就分别担任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的周伟民和唐玲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理想，但是无奈由于工作和身处位置的原因，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投入到修“南海通史”的工作中去。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8年全国人大批准在海南建立经济特区，当时海南大学为了加强学科建设，专赴华中师范大学聘请周伟民老师担任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聘请唐玲玲老师担任文学院教授。
毕竟两位教授当时已年届半百，很快就可以“混”到退休，含饴弄孙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远赴海南这个边荒之地着实太傻。但是两位老先生回忆起当年做决定时的情景还坚定的说“为海南写‘通史’，是我们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半百之年逐梦海南的起点。”两位老教授又补充说，“也将是我们毕生奋斗的终点。”
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也曾是周伟民夫妇邻居的章开沅来海南看望二人时对两人的奉献精神、学术态度都大为感动，盛赞二人是“退而不休，人间晚晴”。
克勤克勉，全心修史
海南岛建省不到一个月，周伟民和唐玲玲老师就揣着梦想，迫不及待的登上了海南岛。时任海南大学党委书记在欢迎宴会上对他们高兴地说：“苏东坡来过海南岛，欢迎你们来做海南岛的苏东坡。”
但是兴奋稍稍冷却之后，周、唐两位先生就遇上了一个难题，他们初来乍到，一方面生活上有很多不适应之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带来的资料并不合用，而且相关研究资料匮乏。好多人告诉他们说海南本来就是文化沙漠，你们有什么可研究的呢？唐玲玲教授坚定的回应说：“海南历史上文化资源丰富，只是相关研究较少。”
周伟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一商量，觉得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好处，“这样一来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的就会比较有新意、生动”。从此两位先生就以海南原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开始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工作。
最开始着手研究南海历史的时候，两位先生的著述颇丰。1990年周伟民和唐玲玲就共同发表了长篇论文《建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海南学”这一命题，引起了文化界和海南社会的高度关注。
好景不长，1995年开始两位先生同时退休后就再也没办法申请研究经费了，他们只好拿出自己的养老金，自费差旅、购买资料、请翻译，依然在为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努力着。他们不仅在国内、岛内做调查、找资料，还自费去国外做调查，例如他们就曾经远赴斯坦福大学查阅宋子文档案。当时已届花甲之年的两位老人在美国呆了一个月，查阅了62箱资料。退休二十多年，他们的足迹不仅仅遍布海南，还跑遍了东南亚，更远的还到了美国、欧洲……
但是两位老人还是甘愿承担了民政部牵头编纂的全国地名大辞典中海南卷的任务。好多人说他们傻，竟然拿着自己的“棺材本”替国家做工作。唐玲玲教授听完很生气：“我们没有存款，全部的财富就是一屋子藏书，全部的乐趣都来自学术研究。”
周老师和唐老师觉得只有书和知识才是他们的财富，至于他们的养老金，他们很高兴这些钱都花对了地方。“安置好这些书，该死就死了，也没有遗憾。”
尽管20多年来，他们的著作并不多，但是每一篇每一本都极具分量。而且出于为国家负责、为后代负责、为学术负责的态度，他们还有太多著作、知识要反复修订、查证，掖在怀里不敢拿出来。两位先生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急迫感：“我们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多做田野调查、多查文献佐证、多做一些修改，就能少一些遗憾。”
生活伴侣，志业仇敌
被誉为“20世纪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要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周伟民老师和唐玲玲老师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同时也把为南海修史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而他们两人则是一对“志业仇敌”。
伉俪情深的两位教授，所有的论文都共同署名，甚至连所有的藏书都写上“周唐藏书”，而且20多年来两人每天傍晚都手牵着手从家里走到图书馆做学问，寒暑不易，假日不休，又怎么可能是“仇敌”呢？
“从1953年开始写作起，我们俩确定了一个原则，对执笔者文章里的错误，要当成敌人来消灭。”周伟民教授解释说。“有时候唐老师的文章她舍不得改，就会吵，吵了以后她就哭，哭了以后就不吃饭。不过哭过以后该改还是要改，还是要当敌人消灭。”周伟民笑着补充说。听到老伴儿这么说，唐玲玲也笑了：“周老师对我要求比较高，比较严格。”
两位老人把对方当做志业仇敌互相砥砺，也是无奈之举，实在是因为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可能不多了。自从年初唐玲玲教授不小心摔了一跤，她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了，前后进医院三次，已经不太能负荷高强度的研究工作了。
两位老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死亡，但是我们害怕在我们死之前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完，耽误国家在南海的维权工作。
随着几乎耗尽两位老人所有时间、精力、金钱的六卷本《海南通史》和他们长达190万字的《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等一系列著作的陆续出版以及媒体和社会的密集曝光，两位老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前来拜访的各路领导、记者、学者、学生络绎不绝。
但是两位老人说：“我们已经这把年纪了，出不出名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多给我们留点时间，趁着现在还能做，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这样的学者，中国真的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别再打扰他们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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