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与浙东学派
潘富恩
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温州乐清县。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及特点，颇多继承和弘扬浙东学派的精神。浙东学派是南宋和清初时期提倡实事实功、主张穷经而求证于史的学派。
浙东学派巨子陈亮有所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学术气魄，不盲目崇拜权威和陈腐教条，在学术研究上开拓新路。南怀瑾先生非常推崇陈亮，他于1976年《论语别裁》再版前言之最后，特录了陈亮（同甫）的一大段话，作为引导读者如何读通《论语》的方法。他赞赏陈亮将《论语》从“通体”上理解，不主张一句一节“举其一而遗其一”，支离了《论语》原义。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体裁上独创一格，另辟蹊径，在语言上通俗生动，也正是吸取陈亮从“通体”上读通《论语》的经验，“不为诡异之体”，“不为险怪之辞”，而却“智略横生、议论风凛”（辛弃疾评论陈亮语）。此外南先生还接受浙东学派的“穷经必究于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主张，他认为“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开倒车，而是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也就是用现代的新观念去理解古代经籍，将死的东西变成活的。发展了浙东学派“经史参合”，“观时察世”的治学精神。
浙东学派提倡实事实功，“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学业将以经世”，“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 后不谬”。南怀瑾先生学问渊博，“会众而合一，一本而万殊”，均落实于经世致用，认为求学问乃“不为一己之虚誉”，而是解决人生的问題，解决社会的世道人心的问题，讲安身立命，立身处世的道理。他反对宋儒理学家驾空蹈虚之说，空谈性命之道。他对 宋儒中治学不老实的态度持批评看法，宋理学家明明是偷运了佛、道的哲理而却大骂佛、道。这种“阴奉之而阳违之”的做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南怀瑾先生认为儒、道、释最终的宗旨都在求生民之利，为“救世治平”。他还身体力行，如关怀教育事业、培养一些“读书种子”，为国民谋福利，为金温铁路的建设出力。这也正是“实学”精神的体现。
浙东学派反对将“义”与“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叶适和陈亮皆主张“义利”相互结合。认为只谈义而不讲利“乃无用之虚语”。南怀瑾先生主张“用仁义的手段来兴利，或为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叶适所谓的“以利和义”的意思，这个利是除公利外也包括私利，前提是“用仁义的手段兴利”，“利世利人”，“自利利他”。怀瑾先生认为牺牲自我救世救人，是“充满着大乘菩萨的精神”，应该崇仰。但“实践其道，谈何容易”。因此不能“陈义太高”要求一般人都能舍生取义。“较近乎人情”的是“用仁义的手段”“利己利他”，这正符合陈亮所说的“义利双行”的意思。
浙东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都具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风格与特色。其中吕祖谦更为突出，他在学术上以“杂博”著称，不囿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蓄，对各学派采取“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居中持平的态度。其学术上宽宏的气度表现在对各种“相反之论”皆予心尊重，学风上的谦虚“未有自大”、博取众长深得时人的称赞。其后清代的浙东学派也是如此，认为学术上的“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全祖望语）,以为各学派的学术思想是相互融通的， “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于圣人则一也”(同上)。南怀瑾先生在治学上正是这种兼容博采的精神，正是一个开放型学者所具备的风格和胸襟。作为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通体”的研究，他精通经史百家，出入佛老。融合儒、道、释，深入浅出地阐明个中哲理，推陈出新，能为广大读者所领悟，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普及化之功甚大，也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