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在流行什么新病毒，好像传染性比较强，电视和手机里天天有它的新闻，棋盘街上的人也都知道了。但棋盘街上的人还没啥感觉，因为不懂是啥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关键是感染后什么症状都不知道，又没人感染，所以照样依着传统方式过年，贴门神、对联、耷拉彩纸。腊月二十九就有贴的，到三十上午，家家都贴上了。

只有老杨家没贴。棋盘街上就这一户姓杨的，三代单传，虽人丁不旺，但没人不知道不佩服。现在活着的第一代老杨，称杨老更合适，快九十岁了，据说当年是从十几里外的哪个乡里通过读书进到城里来落户到棋盘街上的，识文断字，退休前在县城的高级中学里当老师，一直受人尊敬。第二代杨老师和两个妹妹是长在红旗下的，虽然都被年轻时的杨老寄予厚望，但无奈被文革耽误了，没能走出县城，好在都随着父亲当了老师，过得也还可以。实在没想到有第三代时国家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孩子，杨老师没敢拼着丢掉工作的危险要二胎，但一胎是个儿子，也算有所安慰了。第三代名叫杨明，很有年代特色的名字，大概也承载了上两代人“明白事理”的期望。杨明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从没出过前三名，后来考上了北京的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去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回国就被母校聘为副教授了，听说现在已经是教授大专家了。不敢说在整个县城，至少在棋盘街上是所有家长的育儿典范，听说还有县上领导曾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偷偷登过杨家门儿呢。

到三十下午，杨家的门神对联啥的也贴了，是杨明的两个姑姑出来贴的。这很不寻常，因为往年都是杨明的爸妈，甚至杨明贴的。不过街坊们也都想出来原因了——杨明的爸妈没在家。他们都退休了，两三个月前说想儿子，便去北京了，没回来呢。但哪有过年还不回来的？杨明也不像有的年轻人不得不去老丈人家过年，没听说他结婚啊，去年还回来陪爷爷和爸妈一起过的年呢。街坊们觉得不太对劲儿。

依照惯例，没上年纪的街坊们在初一早上是要到辈分高或德高望重的人家里去串门儿拜年的。尽管杨老已年迈，但从来都是在初一早早起床，收拾整齐，端坐在堂屋等待年轻街坊们来的。今年如何呢？街坊们有疑问，更不会缺席了。街坊们都见到了，杨老虽然也早早起床等候了，但神情暗淡，目光呆滞，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笑容给老街坊们了，像一下子又枯老了很多。街坊们不好问什么，说几句客套话后就出来了，难免议论，但没有头绪。

直到下午，杨明的姑姑两家人都来了，把大红的门神对联又都揭下来了。直到紧闭的大门里传出来几十年久违的哭声，近邻们不好充耳不闻而进去相劝时，大家才知道，杨家出大事了——杨明死了，就在昨晚。明天，即初二，在北京火化。

北京西郊的火葬场里，随着熊熊火焰吞噬着肉身，我得以脱离，然后聚集。三十八年里，我都是贴附于这肉身的，分散于他的全身各处，从未独自聚集。即使在他小时候被班里淘气的学生混混儿在头上敲了一木棍那次，我也仅仅是绕着他的肉身晃了两下。而这次不一样，我彻底聚集成气，随我任意成形，只是活人完全看不到我，也感受不到我，因为我是透明的，毫无重量。但我能听，能看，仍然有思维，杨明的思维。我是杨明的魂魄。

看着司炉师傅从火化机上扫出一部分骨灰装到标有“杨明”的骨灰盒里，我竟然没有什么感觉。我终究是属于它的，但现在我有一天的自由时间，还可以见见这个世界，见见我想见的人。但也仅有一天的时间，我得抓紧。好在这一天里我有特异功能——想去见谁我就能找到谁，且比肉身行动快得多。

我要先去见见与我有缘无分的郑洁，她会为我伤心的，我不放心她。

天空阴沉，气氛肃杀。意念引着我往南飘。没错，郑洁家在南边的晓月苑，我听她说过的。让我再看看这个城市吧，积雪犹存，下面几乎是空城。早听说北京到过年就变成了空城，但我都是回家过年，不知道竟是空成这种样子。不对，怎么空空的公交车里的司机戴着口罩呢？在北京二十年了，极少见公交车司机戴口罩的。而且，刚刚奔驰而过的别克轿车里的男司机也是戴着口罩，他旁边的卷发女人也戴着呢。这个世界怎么了？哦，对了，这是因为大家所说的什么病毒吧。我想起来在医院的这两个月里，开始只是医生护士戴着口罩，后来来探访病友的家属也戴上了，说是有病毒在传染。我再留意，果然，在大街上的人虽然很少，但我所能见到的都戴着口罩。相当严重啊！我更加急切地要见到郑洁了。

意念带我到了一栋二十多层的高楼上空，接着又降到了八层的一个窗户外面。我往里看，没想到里面的郑洁隔着氤氲的窗玻璃正在看我。我慌了，再看。郑洁确实在看我，但看穿了我，她在看远方。窗户是关着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缝隙，缕缕地挤了进去。

郑洁正盘着腿坐在床上，对着窗外，头发凌乱着，眼睛红肿着，脸上明显有泪痕。我好想安慰她，像以前一样，但我发不出声；我尴尬地站着，手足无措，也像往常一样。影视剧里多是拥抱来表示安慰，但我们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