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上海卢湾区体育场新冠疫苗注射点发现的一个故事，遗憾的是没有用影像为大家呈现，我决定用文字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寻找特殊的人物故事，人们往往习惯于寻找边缘化、弱势人群（在这里，我用了弱势、边缘化这两个字是来源于我的大脑本能，尽管打出来后我已经后悔自己给他们做了划分，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在留观区内，我采访了很多市民，试图从他们身上发现吸引我挖掘的亮点，但是一无所获。

  卢湾区体育场看台一共有12排，每排161个座位，如果不是遇上五一，这里每天都坐满了人，放眼望去，看台就像等待一场大型的体育赛事，台下是不断进场的“运动员”，大家正在完成一个世纪型赛事——和病毒博弈。我很喜欢把体育场作为新冠注射点，总觉得国人抗击病毒和体育精神多少有些不谋而合，比如公平、公开、还有凝聚力，这些都可以在体育场里体现出来。但是拍摄中往往会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比如我们去之前幻想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但是不巧的是偏偏碰上了五一。过去的一年的小长假，国人为“家乡五日游”做足了贡献，今年五一似乎都恨不得立马寻找诗和远方。

  5月3日，来这里注射的疫苗不足1000人，如果用一天10小时的时间分流这1000人，看台还会有所谓的“观众”吗？看台被封了起来，我们原先的设想也胎死腹中。

  从7点到10点，我几乎没找到任何让我满意的故事，我独自走向露天看台，试图给自己的大脑放松一下。

  在看台的最高处，两位保洁阿姨似乎正在谈论着某个有趣的话题，她俩双手扶着栏杆，拖着下巴，迎着微风，我猜想着多半是看台今天没人，她俩乐呵，难得偷得半日闲嘛！我始终坚信那一瞬间吸引我走上看台的不是因为他们身上这套保洁服，而是那副岁月静好，在阳光下自由呼吸的轻松感。故事就从我踏上台阶的这一刻开始。

“阿姨，五一都不休息吗？”记者八年，脸皮比谁都厚。

“五一不休息，我们哪有休息，都干了30天咯， 多干一天就多一天工钱，五一还能多拿一点，就算给我们休息我们也不要。”

“这是给您加了多少工资假期都不要了呀？”

“这个，不好说，你是记者哦？不好说。”阿姨拿起一旁的扫帚，开始打扫起来。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让她提高了警惕，宁可放弃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声怕自己休息被我曝光。

“阿姨，您打疫苗了吗？”

“打是打了，但是医生建议我不要打，我想想还是打了吧。”我迟钝的新闻敏感终于打开了！阿姨也许就是我今天要找的故事。

    注射新冠疫苗，在我原来的意识里无非分两种，一种引用一位上海市民的话原话：

    “我们上海人老惜命了！一定要打的呀，怕死的呀！”第一种代表了大部分自愿来注射疫苗的人，他们对疫苗没有太多的顾虑，总想着注射完心里也就安心了。

    第二种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处于一线，手捧铁饭碗，不得不打，多半是任务的性质，说的好听点，我那叫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张文宏医生都说了，在未来，注射新冠是个人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阿姨给出了第三个原因。

“我在这里上班，人家都打我不打，多不好意思，再说了，不打这里没的干了怎么办？”

    原来，还有人只是怕自己丢了饭碗，怕被议论来打了疫苗，哪怕体质并不适合，也要冒这个险。

“阿姨，医生不建议您打，您不怕身体出问题吗？”

“我不怕，只是建议，没到一定不能打，再说了，这疫苗打到别人身上都没事，要是就是我身上有事儿，那也是我的命不好，那也没辙了。”

      那一刻，我甚至怀疑生命和生活，对于阿姨这样的群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比谁想的都更通透，谈到生死都如头顶的天空，云淡风轻。

    彭阿姨喜欢冷清的看台，倒不是因为人多就得多干活，而是人多的地方,她觉得人们看她的眼神就会更复杂，她把一切复杂目光的根源归结于她身上穿着的这套保洁服。

“不用他们说什么，我就能知道他们看我和看别人不一样，因为这套衣服就不一样。”阿姨的言语中带着点无奈，更多的是愤怒。

    米黄色外套，褐色长裤，保洁人员特有的工作服，低调朴素。看台上、廊道上、大厅里，穿这样衣服的人随处可见，却难以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如果不是我急着寻找人物故事，或许我也很难留意到这个群体。

“你确定要拍保洁阿姨吗?”阿姨笑笑，“你要让我上电视吗？”

“您想上电视？”

“多不好意思，穿这套衣服多不好看呀！”

“这衣服怎么了？”

“你们以后一定要小孩好好读书，不然穿上我这套衣服就后悔一辈子了。”

    她俯身继续擦椅子，我停止了提问，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工作中，俯身是她最多的姿势，一俯一起之间，或许有着太多旁人无法理解的情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制服已经不仅仅只是代表了一个人的职业，而是担起了划分社会阶层的重任。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年底采访的环卫工人王师傅，王师傅虽然保留着老共产党员的风骨，但是还是用一句“干着下等的工作做着上等人”总结自己，无论是彭阿姨还是王师傅，他们对职业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一样的。

    中午12点，彭阿姨趁着休息时间去打第二针疫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5分钟登记，1分钟注射，除了排队时间，注射疫苗的过程不会超过10分钟，但是对于彭阿姨来说，就像门口那条蜿蜒狭长的通道，困难重重。登记区，穿着这身保洁服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成为了焦点。

“我不会背身份证号码”

“我不会用支付宝”

“我不知道”

    工作人员逐渐失去了耐心，提高了嗓门，后面排队的市民也发起了牢骚，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充斥着整个房间，彭阿姨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她不敢看任何人。我大胆地猜测一下，此刻的彭阿姨会不会把所有外界的不满都归结于她身上的这套制服，就像她上午说的，外人不用多说什么，我就知道他们看不起我这样的保洁员，可是她真的正确解读了吗？也许只是工作人员累了一天烦躁了，后面等候的人缺了点耐心，仅此而已呢？

    留观区30分钟，彭阿姨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她不看手机，只是不停地喝水，望着每一个进入等候区域的人，我不敢轻易解读她的眼神，但是我看到了丧气。

    留观区内，人们用红线将区域隔开，留在属于自己的区域内，总有人会打破秩序，不同年纪不同职业的人跨过红线依然可以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但是如果内心设起了红线，又将如何跨过呢？彭阿姨的心中早已有一条红线，或许是外界给她划上的，又或许是她自己给自己划上的，正当我陷入深刻的思考中时，谁也没想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厮吵中断了所有的拍摄，有个保洁员忽然走了进来，直接把彭阿姨带走了，队员跟了上去，十分钟后一个人灰溜溜地出来了。

    我的队员告诉我，他被骂了出来，但是真正让他放下摄像机的是另外一位保洁阿姨，她闯到摄像机前，拉开自己的外套，指着身上这套保洁服怒吼道：

“像我们这种穿着这样衣服的人，有什么可拍的！”他说那一刻，他说，那句话深深地刺痛的他的心，也让他毫无犹豫地放下了摄像机，我忽然明白，穿上这身保洁制服后，比起他人的轻视和无视，更让人心痛的，是他们自己对于自己身份的不认可。或许那条红线并不全是来自世俗的偏见，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自我放弃。

    在那段争吵的录音中，我听到了吵架的三层原因，来自媒体的焦虑，来自同行的嫉妒以及自我身份的不认同。阿姨阿姨不再配合我们拍摄，她说因为配合我们拍摄她已经是保洁圈议论的焦点，甚至被同行打了小报告威胁她，她不敢拿自己的工作打堵住，也不想被别人误解，更不想上了媒体的当。做了那么多年记者，才发现这个职业在别人眼中是一种威胁，听起来和江湖骗子有点相似，连新闻民工都不如了。

彭阿姨的故事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们早上精心为阿姨设计的夕阳下的剪影最终成了泡影，看着这空荡荡的看台，我忽然想到了两个字，剧场。

  如果每个人都是剧场的主角，在彭阿姨心里，此刻的观众席属于她，遗憾的是，她不知道，总有人愿意成为她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