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琦君的《母亲的菩提树》这本书，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品，选录了琦君20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的散文，被誉为“最美的家庭教育书”“最真的母女共读书”“华文世界最温暖的一支笔，名作家琦君感人热泪之作”。

这本书由著名作家林海音作序《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讲述了俩人因文结缘，相亲相惜的经历。这个序名也源自琦君对自己写作风格的诠释，出自《牡丹亭》“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却三春好处无人见。”

这本书按内容分三部分，分别是“童稚情怀”回忆童年经历，“文人与书生”谈读书写作感悟和“此生春常满”讲述求学的故事。

认识琦君是初中语文老教材中《春酒》一文，文中通过喝会酒等场面描写，展现了家乡独特的风俗，特别是对母亲的赞美和爱，文笔细腻，感情真挚，一些细节描写尤其精彩，如“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于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还有“有一次一不小心，跨门槛时跌了一跤，杯子捏存手里，酒却伞洒在衣襟上了。抱着小花猫时，它直舔，舔完了就呼呼地睡觉。原来我的小花猫也是个酒仙呢。”

通过这本书，对琦君有了更多了解，原来她本名叫潘希珍，浙江永嘉人，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49年赴台，在司法部门任职26年，并任大学教授，后定居美国。

琦君的父亲是儒将，常年在外，后又娶一美女后妈，琦君自小与母亲一起生活，受外公呵护备至，家庭条件很好，家中有管家仆人等，但父爱的严厉和缺失，母亲的善良宽容和忧郁，后母的冷漠等经历叠加，特别是聪明至极的哥哥被父亲带去北京，不幸于13岁病逝，让琦君自小心思细腻，多愁善感，也为她日后的写作储备了丰富的材料。

正如林海音的序中说的“自然”，琦君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她的散文大多回忆童年往事、家庭变迁、人生履痕，善于在回忆中提取细节，包含着世间的真善美。

琦君认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当本着文学良知，多多写人性善良面、光明面的文章，期能力挽狂澜，化社会的戾气为祥和。当然，她也承认，社会上的确存在丑恶和惨剧，也可以写，但目的是唤起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要引人深思而不是叫人绝望。落笔之际要怀着热诚与善意，不故意渲染，也不为了表现而哗众取宠。

琦君早年师从夏承焘先生，得到诲谕颇多，其中关于写作的也有很多。

夏先生“文章要以心写，不要只用脑写。从心里写出来的，才见真性情。用脑子写出来的，只偏重文字技巧。与其文胜质宁可质胜文。”让琦君明白只要是从心里留下出来的文章。必然能引起人的共鸣。琦君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诚”字，就是真挚的感情，正确的思想。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坚持写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夏先生还说：一个有自信心的作者，必须也是一个虚心的作者。作者爱惜自己的文章，读者爱惜别人的文章。能爱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胸襟就会开阔，文章的境界也随之提升。强调了写作的灵感是读别人文章读出来的。也就是“年来书外有功夫。”这里提到鉴赏与创作两者相互激发是不可分的，有了高水准的鉴赏力，自然会激发满腔创作热诚。这和俞平伯先生的“能鉴赏就能创作，因为你已经同作者的心灵相通，和他在一个水准上啊。”的观点一致。

琦君回忆自己40年来的写作，她没有放下笔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写作是一分旨趣，放弃会感到空虚。二是希望写作鞭策自己日新又新，至少是心灵与思维保持敏感清醒。他在书中回忆自己成长过程中获益的书籍。特别推崇古代散文，如《左传》《史记》《战国策》《通鉴》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历史、传记文学也是散文的最高准则。建议写作者从古典文学的宝藏中慢慢的培植起深厚的根基，然后或同时涉猎西方名著与文学理论。也就是说一个虔诚从事写作的人，要静下心多读书，读寂寞的好书。

琦君概括了写文章的四条准则。一是文章所含的情要真，情真语挚，是天下至文。二是文字要精，就是字斟句酌，以恰当之字表达心意，但并不是矫揉造作的词胜于情。三是风格要新，就是不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四是写作的心情要轻。就是不要抱太重的得失之心。文章发表了，获得赞誉自是欣慰，受到批评或冷落也不要灰心，毁誉都是一份磨练。

琦君一生经历丰富，却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是因为她牢记恩师的两句诗“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在复杂的社会中，始终着朴素的一袭青衫，在长风中益见其飘然之致。

感谢这本书，给予我的温暖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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