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位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作为历经三朝的元老，他的名望在太武帝期间达到了顶峰，从道武帝时被引置皇帝左右开始，他的仕途进入了快车道，明元帝对他亦甚为宠爱，而太武帝对他更是到了推心置腹、言听计从的程度。史书曾记载，太武帝告诫群臣：“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后期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的真理，崔浩最终被太武帝诛杀，夷九族。而崔浩缘何被杀呢？后人曾作诗概括道：“智谋断国灼蓍龟，自比留侯果是非。一死人言缘史事，谁知谋泄为南归。”
后世大多数人认为崔浩是因在其所著《国记》中记载了皇家早期一些不好的记录而被处死，那他的死是不是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呢？
《国记》事件，又称“国史之狱”。太武帝拓跋焘在在公元439年命崔浩、高允、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崔浩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由于《国记》中记载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于是崔浩被拓跋焘下令关入大牢审讯。公元450年7月，太武帝下令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崔浩的家族、姻亲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其实，《国记》事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崔浩的死另有隐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时间上看，从439年开始修史到450年被杀，整整11年的时间，并且崔浩诸人所修的是皇家史，期间太武帝不可能不听崔浩等人的汇报，也就不会不清楚崔浩等人修书的内容。
而当时参加《国记》编修的高允就曾认为：“浩之所坐，若更有徐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高允作为主要的作者之一虽受到了牵连却并未被杀，也佐证了《国记》事件并不是崔浩被杀的直接原因。说到底，《国记》事件只是个诱因罢了，那崔浩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吕思勉先生曾经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暗助南朝说”，在吕先生看来：“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
吕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出自于《宋书·柳元静传》，但是这段记载并没有其他材料相佐证，后世诸多学者考察分析认为这个观点很大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崔浩家族作为北方的世族，所处环境显然与南方大为不同，历时多代都仕外族政权，显然不会是当时南方政权的“卧底”，况且当时大汉族民族思想并不浓厚，择明君而仕之则是崔浩家族的不二之选。
崔浩被杀、家族被夷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就是“汉化说”了，就如同陈寅恪先生认为的那样：“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从“马上得天下”到治理国家，如果要有所建树就必须要学习汉族的制度，进行汉化，这样势必要依靠像崔浩这样的世族大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他们的统治。太武帝在这点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从太武帝即位初期对崔浩的态度就能窥得一二，崔浩也当仁不让的成了汉化派的带头人。
然而汉化的过程却是充满着矛盾和危险，就连他的表弟卢玄也劝阻他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
因为汉化势必会影响鲜卑贵族阶层的权利甚至利益，而鲜卑贵族阶层基本上掌握着北魏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样的局面注定了汉化的结果不会一帆风顺，过程中必将会充斥刀光剑影、流血牺牲。
而作为崔浩最大后台的太武帝，其汉化的决心有多大，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崔浩对于太武帝决心的判断，应该是出现了失误。
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太武帝前期对崔浩的宠爱，给崔浩造成了错觉，以为太武帝会在身后全力支持他。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完全这样，前期崔浩与鲜卑贵族的争执，太武帝迫于形势，让其“归第”，后期又因崔浩夸王慧龙为“贵种”这种小事受到太武帝指责，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太武帝在崔浩与鲜卑贵族产生矛盾时，并不是全力无条件的支持他，就应该有所警惕，然而崔浩却因官位显赫有点得意忘形、误判形势。
崔浩的功绩，在于帮助太武帝实行了汉化，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然而形势是在时刻变化的，整个北魏皇家其实并不想全盘汉化，太武帝考虑的也是如何巩固他的统治，当社会局面得到控制，统治基本上不存在大的挑战后，继续汉化显然不是鲜卑上层的第一选择。
而崔浩选择继续深度汉化，显然没有摸清太武帝心中的小九九，终于在《国记》事件中，被对手们抓住了把柄，家破人亡。
所以说，崔浩的死其实是缘于汉族和鲜卑族两个民族上层间汉化和反汉化的斗争，这种矛盾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国史之狱”显然不是根本原因，而更像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