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PK人性

中国的美女机器人

“生化运动员”的出现，会让体育比赛失去意义。人类追求“完美后代”的冲动，曾在历史上造成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用基因技术来订做完美孩子，最终损害的是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

在体育比赛中，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既能迅速提升运动员的成绩，又对健康没有损害，甚至能增强运动员的体质，这些技术手段该不该被允许使用？比如注射红血球生成素，能增加他们的红血球浓度，从而显著提升肌肉耐力。如果更进一步，直接对运动员进行基因改造，让他们的身体可以自行生产出更多的红血球生成素，这又该不该禁止？

如果对技术的使用完全没有限制，那么未来很有可能出现一种叫做“生化运动员”的新物种。他们的身体经过基因改良和计算机芯片植入，不但拥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爆发力和耐力，并且每一个技术动作都非常完美，出手时机也把握得精确无误。由于普通人根本无法和生化运动员竞争，最后能够参加比赛的人全部都是生化运动员。

而体育比赛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常说的“更高、更快、更强”，而是为了欣赏和赞叹自然赋予人类的才能和天赋。我们必须意识到，生命是自然的恩赐，人类所拥有的才能和天赋并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自然赐予的礼物。现在，生化运动员的出现，让这些自然赐予的礼物不再珍贵，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自己想要的任何天赋。这样一来，体育比赛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事实上沦为了技术军备竞赛的表演赛。这才是体育比赛反对“生化运动员”的根本理由。

二、人类追求“完美后代”的冲动，曾在历史上造成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追求“完美后代”的想法并不新奇，自从近代科学发现了遗传的秘密以来，人类就一直有优化后代血统的冲动。在20世纪初，美国的精英阶层曾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优生学运动。它的具体目标有两个，第一是鼓励健康优秀的公民多生孩子；第二是对身心不健全和有遗传缺陷的群体进行强行绝育。在优生学运动的推动下，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先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犯人和赤贫者必须接受绝育手术。随后，有29个州相继颁布了强制绝育的法律，总共有超过6万名美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案例，是在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结果裁定：收容所对一个三代弱智的未婚妈妈实施强制绝育是符合美国宪法的。更夸张的是，没人能想象得到，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有20个州的绝育法没有被书面废止。

然而，优生学运动造成的破坏远远不止如此，这只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开始。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国，有一个人对美国的优生学运动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定大规模推广，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后，开始强力推行纳粹的优生绝育法，这个法令在一开始获得了美国优生学家的一致赞赏。《洛杉矶时报》就刊登头条新闻，称优生绝育法“让德国有了新风貌”。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希特勒的优生绝育法最后演变成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这样一段历史背景，所以在当代西方语境中，优生学运动就与极权暴政联系在一起，被视为人类曾经犯下的重大错误。

不过必须指出，我们中文语境中的“优生学”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指在公共卫生服务层面，提倡对胎儿重大疾病的产前筛查，比如像先天性心脏病和唐氏综合征的筛查，这是完全合理的、正面的。

三、用基因技术来订做完美孩子，最终损害的是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

神学家威廉·梅的观点，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接受的爱，二是转化的爱。所谓接受的爱，就是把孩子看成是上天恩赐的礼物，全心全意地接受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质，包括他的所有不足，这体现出对生命的谦卑和敬畏。所谓转化的爱，就是通过教育促进孩子的发展，使他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为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两方面的爱必须达到某种平衡，不能有所偏废。如果接受的爱压倒了转化的爱，就等于纵容和溺爱；如果转化的爱压倒了接受的爱，那么孩子就成为父母满足自己野心的工具。那些“订做完美孩子”的父母，就是转化的爱压倒接受的爱的典型。他们不再对上天恩赐的生命心存感激和敬畏，而是对生命采取一种征服和控制的立场。他们倾向于把孩子看成是自己设计的一件物品，是自己个人意志的产物，从而更有可能对孩子的未来表现更为挑剔和严苛。这显然不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对亲子关系最致命的打击。

不过，也有人指出，没有采用基因技术的父母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吗？那些用高压的教育方式来强力形塑孩子的父母，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家长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采取严厉态度来对孩子进行填鸭式教育，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根本上说，用高压教育来形塑孩子的父母和用基因技术改造孩子的父母，两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这并不能证明，用基因改造孩子是对的；而是反过来证明了，用传统的高压教育来形塑孩子同样是错的，这也是损害父母无条件的爱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