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又过了一年。年末年初之时，总有许多事情要做，无不昭示着旧年已去新年到来，更兼有些一切皆要新的意味；这许多事中的其中一件，便是更换日历。
大抵在现代家庭中，日历已不是必备的东西了。什么时候想看日子，拿出手机便可以解决。可想起我们小时候，元旦送挂历，却也是城中一景。不论是送师长还是走亲戚，手中总少不了那一卷象征新年伊始的挂历。
家里挂着的日历，大抵分成三种：一种是巨幅的厚铜版纸挂历，能占半扇门，多以美人、水墨、风景等为主题，也有企业特别定制的自然就是企业风物了；第二种是白底红/黑字的道林纸日历，除了封面的应景红色及吉祥物之外，没什么图画装点，胜在简单，挂在墙上即可；第三种，则是名副其实的“日”历，以非常轻薄的纸印刷而成，只比手掌大些，上面印着黄历，每日一撕。当然，若是再算上摆在桌上的台历，那至少还有加上两种。
记得小时候，家里挂的，大都是第一种铜版纸的挂历，几种主题的都有过。每次大人们把一卷卷挂历拿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挑选——那时自然没什么审美，只是凭着纸张上的味道，与那要陪伴我一整年的主题上选罢了。待我心仪的日历挂到我的房间门上之后，我便偷偷地翻到自己生日的月份，看看是什么图画，再看看自己的生日是在礼拜几，年年如是，乐此不疲。印象中，好像是有一年我的生日月上印了丹尼斯罗德曼，我才因此而开始喜欢那只花大虫——多么幼稚与可笑的孩子。这种挂历更有妙处就是包书皮。那时的我们，谁没有几本用往年挂历纸包书皮的课本呢？
与我家里不同，爷爷家里，不爱香车美人，倒比较喜欢后面两种日历。一日一撕的那种日历，在老朱老师家存在了很久。每天撕日历的时间固定，必须在清晨醒来之时，而被撕下来的日历纸，都会被爷爷奶奶小心地压在餐桌玻璃垫下面，或者放在餐桌一角的小抽屉里，随时可以记些东西，或者在吃饭喝茶时需要给我讲些什么的时候，拿出来写“板书”。到后来爷爷逐渐耳力不济，常需“笔谈”，这日历纸便更有了新的用处，而且愈发供不应求了。再后来，爷爷奶奶逐渐改为使用白底红格的月历，主要是因为需要在上面标注哪天开支，哪天取药，哪天给保姆付工资，哪天需要打什么电话写什么信等等——这倒与日历在古罗马的起源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想想，那些写满了字的月历，至少也该留一张下来，算是一份念想吧。
姥姥家又与爷爷家不同，既要美人挂历，又要带黄历的日历。然而姥姥姥爷的生活，远没爷爷奶奶那般严谨，日历常常过了几天也没撕，常常是我周一周二去姥姥家，却看到那日历纸上还印着红红的日期，显示着自己是讨人喜欢的周末。好在他们一天到晚也不必处理什么重大事物，偶尔看错了日期，忘记了日子，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何况，日历忘了撕，不还有挂在门上的月历呢吗？大概这就是他们坚持用两种日历的原因之一吧，盖双保险矣。
智能手机普及以来，日历很是沉寂了一阵，不知原来那些每年印刷挂历月历日历的厂子，会有怎样的结局。近几年，各种新型的日历又争相破土而出，以读库的《日课》和故宫翻版的30年代《故宫日历》为首，渐渐搬回了日历的市场。直至今年，此等“良心日历”已不止数十种之多，虽价格不菲，但每一本都精致可爱，都想让人买回家中摆在桌上日日欣赏，反倒渐渐失去日历本身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