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07：知行之间

《孟子·离娄上》07：知行之间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能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知与行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从学术推展的角度看，荀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为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生的，更大程度上偏重于行，是根本上为着行的。“为人之学”是为着给他人提出建议而生的，更大程度上偏重于知，是根本上就知论知的。

孔子之所以讲自己“述而不作”，就是在强调前人的经验是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的，不能轻易标新立异去开创所谓的“新知”，特别是那些未经实践反复检验的新知。子路之所以为孔子所看重，正是因为“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有所听闻，如果没能通过实践去印证、发挥，便唯恐再有新的听闻。

后来，孔子的学说经历汉、唐、宋读书人的反复、过分解读，越来越背离为行而知的宗旨，于是，王阳明站出来，大声疾呼——“知行合一”。放弃对章句的过度解释，而是用“圣人处我，该当何为”来不断叩问自己，将自己内心里的“圣”给叩问出来。然后鉴定的按照内心“圣人”的导引坚定不移的去实践、调校。将修养、修行的过程变成一个向圣、为圣的实践。

孟子是如何克服知行之间的隔膜的？

一、圣人之言

孟子引用孔子的“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是从圣人的角度讲当时诸侯王人人希望的“天下无敌”与“国君好仁”之间的关系。只有国君好仁了，才能结出“天下无敌”的果。

成为王者的路上从来都不拥挤，因为坚持好仁、行仁的国君少之又少。仁的力量无需凭人的数量多少来计算，从国君“好仁”起，上行下效，天下归仁之时，也是“好仁”的国君“天下无敌”之时。

二、前车之鉴

孟子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就是在通过历史史料来进一步印证“天下无敌”与“国君好仁”的关系。

殷商的子孙，不可谓不多，然而一旦周王好仁受天之命，殷商的子孙反倒要成为周的臣子。殷商之所以失去天命，是因为“国君不好仁”。周之所以得到天命从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国君好仁”。殷商的子孙虽然都漂亮、聪明，却因为“国君不好仁”，只能成为周王祭祀时的助祭。

三、具体困境

孟子所处的战国，诸侯王是有具体困境的。孔子在世时的齐景公便感慨“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当时楚国强大，齐国为了生存，齐景公不得不含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

在这个具体困境中，齐景公那样的诸侯王，可能也有一时的“好仁”之心，然而受到力量、利益主导的战国乱局的冲击，可能连那一时的“好仁”之心也无处安放了。开始尝试寻找对方强大的缘由，并试着在自己的邦国去复制那些自以为的要素。一方面小国以大国为师，另一方面小国又无法接受大国的某些做法，耻于接受大国的胁迫。

孟子讲“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与其心不甘、情不愿地以大国为师，不如师法文王，成为“好仁”的国君，最终达成“天下无敌”的效果。

孟子甚至为这条路径描画出了时间点。大的邦国不需要太久，只需要这样做五年，小的邦国也只需要七年，便可以成为“天下无敌”的王者。

四、天道与“我”

不管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天道都在那里。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沿着这个思路展开，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被道德高的人所导引，不太贤能的人被非常贤能的人引领；政治昏昧的时候，便是小的被大的管理，弱的被强的管理。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天。“我”处在其中，该当何为呢？

掰开了，揉碎了，孟子将“好仁”的道理讲得够透彻了。应该足够克服知与行之间的隔膜了。

问题是，总有那些明明怕热，却不肯去冲个凉的人。或者耽于安乐，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或者困于眼前，无法看到更长远的未来。

总之，孟子时代的诸侯王，鲜有坚持“好仁”的，所以，也没有出现那个无敌于天下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