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五

    女殉道者的悲剧

    ——试论毕淑敏《红处方》的审美价值

          黄 洁

       题记：毕淑敏，女，1952年出生，曾从军入伍，任职军医，转业后曾任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一级作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中篇小说《昆仑殇》、长篇小说《女心理师》、游记《非洲三万里》、散文集《巴尔干的铜钥匙》等作品，获得庄重文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红处方》是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女戒毒医生简方宁以身殉道的故事，具有难得一见的审美价值。本文是一篇关于《红处方》的评论文章，原发表于《渝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三期。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支持国际禁毒工作，特修改原文，重新发表于《简书》。

       毕淑敏创作的《红处方》所描述的“女殉道者的悲剧”，表达着女性主义的社会意识，创造性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女殉道者”原型，表现出浓厚的悲剧审美特征。

       下面，让我们揭开《红处方》所叙故事的表层结构，深入鉴析它的审美价值。

       一、《红处方》的女性主义意识

       笔者不敢肯定，《红处方》的作者是否深入研究过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否有意识以该理论指导创作，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红处方》鲜明地表达着女性主义意识。

       基于此念，毕淑敏创作《红处方》，起心是要把其主角确定为女性。她似乎坚信从事戒毒医生这份工作，女性最能胜任，因为母性注定了女人特有的同情心和献身精神，而这恰好是戒毒医生特别需要的职业品质。尽管如此，《红处方》所内蕴的女性主义是含而不露的，它通过作者巧妙的创意内化于人物塑造及情节设置之中。具体言之，这篇作品充分肯定着女性的本质和话语权力，而对男性的本质和话语权力予以弱化，从而构成以女性为中心，以女性本质为最高价值取向，以女性话语为权利话语的文学世界。

       在《红处方》中，女性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经作者精心设计，在某戒毒医院以及以此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女性不仅是语境的设置、控制者，而且也是权利话语的当然主人。先让我们看一下该小说的三位核心人物的基本情况：

       景天星，女教授，某医学领域的学术泰斗，老处女。她立志将一生献给科学，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

       简方宁，女医生、医学专家，某戒毒医院院长。立志献身医学，是个不称职的母亲，缺乏性爱热情的妻子。

       沈若鱼，女军人转业，曾为医生。初为某戒毒医院的“假病人”，戒毒医学事业的旁观者；后来被简方宁殉道事迹感动，最终成为其后继者；小家庭生活的逃离者。

       由以上三人组成的女性群体，构成两种话语场：

       一是以简方宁为直接出面者，以景天星为幕后策划者的话语场。这个话语场对“0”号戒毒方案的研究与实施发言。这个方案是一种中医药物戒毒方案，以戒毒药方“红处方”为核心，研究其药性、药效及其临床试验，由景天星幕后指导，简方宁组织实施。显而易见，在这个话语场中，女性是话语权利的中心。在此情况下，她们不再“失声”，不再“缺席”，而始终是“在场”的主人。特别关键的是，简方宁掌控着“红处方”。在毕淑敏设计的这个文本中，“红处方”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决定生死的权利。所以，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红处方》。从其叙事逻辑观之，作为院长的简方宁因为拥有这一权利，所以，不仅整个戒毒医院的“病人”的生死权由她掌握，连她自己的生死权，也完全由她自己掌握。在当代文学史上，女性角色拥有如此掌控生死的大权——一种变相的话语权力，是绝无仅有的。

       在以简方宁的话语权为中心的语境中，女性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性别之战”的败北者，已成为昨日故事；女性作为“边缘人”所丧失的主体性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在这样的话语场中，女性不必在“孝女节妇”和“女妖祸水”之间进行人生选择和角色认同。女性就是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权利话语言说。在这种语境中，简方宁的戒毒医院，似乎是那曾一度逝去的母系社会的神话境界。借用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话来说，《红处方》的作者让女主人公简方宁“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⑴。为此，简方宁不惜放弃妻子和母亲的权利与义务，成为超然于家庭生活的女殉道者。尽管她必然地走向死亡之境，却也使其超越了肉身的死亡，获得生命的永生。这是女性远离男性主宰文化，依靠自身的独立力量创造女人美丽生命的神话。

       第二个话语场被沈若鱼的“洞见”语境所笼罩。在这一语境中，洞见者以女性特有的感知方式、心理体验和内在情思，关注着一位女殉道者的悲剧性命运。沈若鱼作为女性殉道者故事的洞见者、见证人，是以主动姿态闯进“隔离”男性主宰文化的世界，潜入女性的“野地”的。在这个女性为主体的“洞见”中，戒毒医院这个超然于男性主宰文化的“野地”，以女性的“在场”，充分地肯定了女性话语权，同时将女性的本质和主体性，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使其闪耀奇异的光彩。

       毋庸讳言，《红处方》在肯定女性的本质和话语权的同时，竭力贬低男性的本质和话语权。在作者笔下，该著叙事出现明显的性别偏移：男性只是作为女性陪衬，作为演证女性权利话语的对象和工具而已。那些男人失去了男性主宰文化中的主体性，失去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失去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雄性风采。他们都是些在品性和行为上有明显弱点和缺陷的类型化人物。

       在《红处方》的男性形象序列中，那些猥琐、病态的吸毒者，自然令人厌恶；“管家模样”的老医生被人像称款爷、板儿爷一样称之为“滕大爷”，毫无寻常正规医生令人敬重的模样；刚毕业的医学博士蔡冠雄，名字倒是雄赳赳的，可是那长相嫩得“像冬白菜最核心部分的叶子”，衣着“显出一种刻意的成熟”，遇事“不致擅作主张”，往往“焦虑地等待院长”；简方宁的丈夫潘岗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其最大胆的行径就是和保姆通奸；至于出卖祖传秘方的秦炳，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只有沈若鱼的先生是正面人物，是一位好心肠的资料提供者，不过也唯妻子之命是从。由此观之，作者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或是病态人格的典型，或是有重大缺点的人，或是初出茅庐的“雏儿”，或是女人的附庸，如此等等。与女性主人公相比，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在叙事设置的中心事件中拥有“处方权”，或者说无法拥有权利话语的言说权利。因此，他们只能处于“失语”、“缺席”的“边缘人”位置。

       要之，在《红处方》的文化阐释中，作者有意无意地以篡改男性权威话语方式瓦解着男性话语的叙述结构，弱化着男性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在一个新创构的本文系统中，以模式化男性的病态、糊涂、自私、纵欲、无能、幼稚等人性弱点，力图造成刻板印象，宣告男性作为社会主人的责任心及其壮伟强劲本质的虚假性。在这样的文本叙事中，曾经“女性被讲述”的历史颠倒为“男性被讲述”，从而以“女性讲述”颠覆了“菲勒斯中心语言”——男性中心语言。由此，女性主义的策略获得全面成功。

       二、《红处方》的女殉道者原型

       既然要实施女性主义的策略，文学叙事的主人公当然不能不是女性。这便决定了《红处方》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主人公简方宁必须是一个“女性”殉道者。   

       简方宁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本可以做一个温顺的妻子，温柔的良母。可是，她“觉得医学是高尚的职业”，她想当一名优秀的医生，“让自己一辈子过得更有意思，像旗帜一样飘起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从部队转业后，她义不容辞地选择了新兴的戒毒医学事业。由此，她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属于她的小家庭，从而注定了她以身殉道的命运。

       简方宁以殉道者蹈死的勇毅及先知者受启的口吻宣称：戒毒医生投身之所“不是医院，是祭坛。也许我们的生命都牺牲了，天上也没有甘霖降下。但是科学家就是这样，需要一代又一代地献身。”循着自己的追求，简方宁义无反顾地将生命奉献给戒毒医学事业，直至被一个恶魔般的女人——她倾其心力挽救的吸毒者庄羽暗害，被动染上毒瘾，难以救治，最终以身殉道。

       简方宁所殉之道，是一种正义的、崇高的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落实到禀承良知的医生、医学家身上，就是尊重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同时，又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医德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当笔者细读《红处方》，被“简方宁”这一形象感动之际，隐约领受到一种来自本民族女性的绵厚、博大的情怀在撞击着心灵。在人生的历程中，这种情感是那样地令人肃然起敬，它来自慈祥的母亲、爱护学生的老师，来自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女性。可以说，简方宁不是一般意义的医生形象，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最后的传统女人”作为医者的典型形象。那么，她的“传统”根源于何处呢？请跟随笔者追寻“简方宁”的原型——一种积淀久远的神话原型。

       瑞士著名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原型又是此在的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范型，它决定着某一民族的成员精神心理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当“一部艺术作品被生产出来后，也就包含着那种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信息。”例如歌德的《浮士德》就“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⑵

       依照荣格的理论，某一民族的神话原型，会在该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深处留下远古的“印迹”，并成为其精神活动的基本范型。那么，各个民族的原型有无性别区分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型应当有性别差异，即任何原型意象的主体都有确定的性别。例如，费雷泽《金枝》中的所谓“死而复生”、“替罪羊”等原型主体一般是男性的，而“恋母情结”的原型主体必然是男性的。至于“恋父情结”的原型主体当然必是女性，而许多“复仇”的原型主体，则是女性的。由不同性别意象构成的原型，一般来说，会普遍地积淀于某一民族的所有成员的心灵世界中。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原型对于民族群体中的女性成员，男性原型对于民族群体中的男性成员，更具有决定性的“心灵范型”的意义。更确切的说，特定性别的原型，对于此在的同性别成员更具有直接的心理制约、支配作用，即可以促进其形成基本的人格模式和情感模式，而对于异性成员则只能是一种普泛的“认知”模式。

       循着这样思路，不难找到“简方宁”的原型——远古神话的女殉道者原型。

       在中国文化史上，女殉道者的神话原型是光彩夺目的，“女娲补天”就是其基本意象。拥有“始祖母”神格的女娲，以“抟黄土做人”而母仪天下，受到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无比尊崇。同时，始母神还以“补天”之创世伟绩，拯救了陷入灭顶之灾的人民。不仅如此，她还奉献自己的全部生命“背方州，抱圆天”即背靠大地，怀抱苍穹，调理春秋冬夏四季，驯服天下鬼神、禽兽，创造了一个“颛民生”即善良的百姓安生的世界。这就是中华民族所传扬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神话式具象化，而以奉献自己的生命践行这“人道”的原始形象，就是“女娲”这一女殉道者。

       熟知中国古代神话成因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古代神话的成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神话的初始胚胎到基本定型，千百年来通过民间传颂、文人辑录，不知经由了多少次的丰富演进，方才流传至今。

       关于这个神话原型的精神素质，也逐渐明晰起来：拯救人民危难，护佑人民安生，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最朴素的“人道”。为此道奉献生命的殉道者，就是中华民族推崇的救世主，女娲就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理想所赞扬的救世女神。

       以女娲为原型的女殉道者，以美丽的生命，去完成人间的伟业。她们所殉之道以人道主义为基本原则，同时，经由时代演进被赋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诸如为了坚守民族大义，保家卫国；为了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为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健康幸福而无私奉献、英勇牺牲。毋庸置疑，补天的女娲是中华民族优秀女性以身殉道的精神源泉，源远流长的女殉道者精神，滋养了无数美丽而令人崇敬的中华民族优秀女性。南宋女豪俊李清照浩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可做女殉道者的灿烂生命的真实写照。

       中华民族的女殉道者是圣洁而高尚的，她们兼有宗教偶像和人间英雄以及悲天悯人的慈善女人等多重品格。简方宁是中国女殉道者神话原型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再生。为了根治鸦片战争导致的毒品泛滥的后遗症，为了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肌体和灵魂不被毒品所戕害，为了建设一个健康文明的美好社会，简方宁踏着先辈的道路悲壮地以身殉道。值得一提的是，简方宁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诸多女性殉道者形象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作者毕淑敏为《红处方》的女主人公赋予了现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三、《红处方》的悲剧性

       朱光潜先生指出：“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⑶倘如是，悲剧性小说应当归属于高级别的小说，成功地创作悲剧性小说的作家亦应当是杰出的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正是因为创作《伤逝》、《祝福》、《药》等悲剧性小说，矗立起著名小说家的丰碑。

       可惜，当代文学史上以女性为主角的悲剧性小说不多，写得出色的就更少见。就此类小说而言，《红处方》应当是出类拔萃的。这部长篇小说所演示的悲剧，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

       众所周知，海洛因等“毒品”给当代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其潜在危害性更让人毛骨悚然。对此，我国舆论界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揭露与警示。《红处方》的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对于“吸毒”的社会问题仅仅做这些舆论宣传，是不够的。她利用自己的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独辟蹊径，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吸毒”进行生理、病理诊断，同时，又从精神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度剖析。

       毕淑敏把关于“吸毒”要害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灌注于所塑造的文学形象的思想中，通过《红处方》主人公简方宁之口，以一个医学家口吻指出：“追求无理幸福的代价，人兽皆然”。很多人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才开始吸毒的”，医学表明，毒品给人提供的只是虚妄的幸福——模拟的、邪恶的的幸福。吸毒与滥用药物是人类的一种非理性误区。这种现象表现出人类对于动物性快乐的非理性追求，表现出一种病态人格者的伪幸福追求。

       因此，吸毒与滥用药物者，往往拒绝理性对命运的自由支配，从而给人类生命造成毁灭性毒害。“吸毒”扩展着社会的阴暗面，扩张着人的病态生理和心理。简方宁特别指出：“吸毒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淫乱”。这是仅就吸毒对女人社会行为的危害而言，而吸毒对于整个社会造成的广泛危害，难以尽述。《红处方》通过庄羽、张大光膀子等人惨不忍睹的结局，警示人们：吸毒会对吸毒者乃至于全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红处方》展演了吸毒所引发的社会悲剧，与此同时，作者以其专业洞察力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不为人知的生理、心理原因，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大概是第一次。这是毕淑敏用女人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病态的一次沉痛的关注。需要提醒读者诸君的是：《红处方》的悲剧性，主要不是通过顽固吸毒者的毁灭性命运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好心好意为人戒毒的戒毒医院院长、忠于职守的戒毒医生简方宁的命运之中。

       戒毒医学事业是通过医学、心理学手段戒除毒瘾，保护人类身心健康的正义事业，同时也是一项困难重重，充满风险而工作艰巨的事业，这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十分艰难，主要是由于现存的诸多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了一部分吸毒者追求“虚妄的幸福”的冥顽不化。他们不仅很难戒断毒瘾，而且可能在毒瘾复发的非理性状态中，做出一些丧心病狂、伤天害理的举动。他们中的无可救药者，甚至可能因为自己在病态中误认的理由，无理伤害他人（包括帮助自己戒毒的人，如戒毒医生）。简方宁不幸遭此噩运，酿成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红处方》的后半部分，着力描述了直接造成简方宁的悲剧性命运的情节：

       吸毒者庄羽第二次戒毒成功，出院后为了表示“感谢”，给戒毒医院送来一件礼物：一幅命名《白色和谐》的油画。庄羽处心积虑，终于如其所愿将该画挂在简方宁的办公室——她在医院里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对这幅画，起初没有谁能弄明白“白色”与“和谐”有什么关系。简方宁“凝视着那幅《白色和谐》。阳光照耀在上面，幽蓝色的海面，有一种毛绒绒的立体感”，让人产生不祥的感觉，越看她越觉得画面的深处藏着“阴森可怖”和“狰狞”。原来，这幅画上涂染着一层海洛因。这种海洛因代号“七”，是一种超精粹的毒品，其浓度超出了现时检测能力最大极限。

       不祥的祸殃开始发酵。简方宁朝夕工作于办公室内，不知不觉间吸食了大量高纯海洛因，染上难以解治的毒瘾。她终于明白“庄羽为什么要把它命名为《白色和谐》了。毒品是白色的，天使的衣服也是白色的，她想将这两种白色混淆在一起”。这其实是庄羽“感谢”中暗含的阴毒意愿。

       简方宁好心不得好报的遭遇让人看到：人的善良的努力有时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其结果不但让坚持正义的人身体中毒、良心受辱，而且还使其坚持正义的顽强意志受挫。正应了鲁迅先生的断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⑷。这便使《红处方》充满了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必然引起读者强烈的悲剧感。阅读《红处方》，读者不仅会对主人公的不幸感到惋惜，产生怜悯之情；同时，对冥顽不化的庄羽之流恩将仇报的举动感到寒心，更感到震惊，产生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大地的恐惧，以及受到某种强大敌对势力潜在威胁的危机感。

       无疑，《红处方》的悲剧不可能就此草草收场。还有一段意义深远的叙事内容，会在恰到好处的时机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红处方》的情节发展中活跃着一个特殊人物——沈若鱼。作为简方宁的好友，她假借患者身份潜入医院见证了悲剧原委：满怀医者仁心的优秀医务工作者简方宁，致力于拯救吸毒者却反被患者庄羽设计染上毒瘾，最终为了维护为人的尊严，更是为了殉戒毒医学事业事业而惨烈自杀。这使她和所有知情者一样，对于简方宁的悲剧产生怜悯和恐惧。不过，这样的心理震撼，却没有击倒沈若鱼。简方宁在染上不治之毒瘾后，不愿作一个不能感知欢乐与痛苦的苟活者，选择以自杀殉事业。对此沈若鱼十分敬佩，并激发起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意志和勇气，在参加完好友的葬礼之后，决定继承她的事业，坚守戒毒医学岗位。

       由此可见：悲剧不仅会产生恐惧、怜悯等消极后果，同时也能够产生出振奋、激励的积极效果。《红处方》凭着主人公以身殉道的悲壮及其殉女子弱质之身勉力救世的崇高，激励和鼓舞着善良的人们，从而使暂时受挫的正义力量显示出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这部著作的悲剧性由此而表现得浓重而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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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8页。

⑵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第138页。

⑶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载《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14页。

⑷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92页。

    2026年6月26日修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