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力量在于嘲讽，不在于塑造宏大。荒诞本身不是值得颂扬的对象，只有当其能切中现实弊病、反映幽微人性时，荒诞才有力量。（由可笑，可悲，到可敬可爱）

唐吉诃德式的荒诞，经由后世的解读，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光辉。这光辉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现实的阻力和黑暗，另一个是唐吉诃德的信仰和坚定。小说的荒诞感亦源于二者的结合。然而到底是理想主义的坚持使唐吉诃德富有人物魅力，而非荒诞的作用。

影片中的唐志军，其定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影片荒诞感的形成却似乎更多来自外部（村民们的外星人措辞，滑稽的外星人身体；唐、孙二人接收宇宙信号的工具之简陋），而非他本人对理想的执着与现实的挫败之间的张力。因此，荒诞的嘲讽力量变得莫名其妙：被嘲讽的对象不是理想主义的主人公，由此荒诞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坠入了虚无。当荒诞只剩下了形式，而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还处于被褒扬的地位时，影片的主旨就显得割裂起来。

（影片对于“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或许外星人大老远跑来，也是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以问题回答问题，给人无限的思考空间。这也是影片探讨的主旨：问题就是答案，存在即是意义。）

（看完割裂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有感，记录一些不成熟的片段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