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利被判以两年劳动改造，并铐往苦艾丛监狱（Wormwood Scrubs）。在那里，他自被捕时就有所觉悟的那种暴力真正展开了。
“您的许多老朋友都住在这儿，检察官先生。这是不是很令人愉快啊？”当金斯利被剥光衣服，搜身，然后消毒的时候，看守幸灾乐祸地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见到您呢。哦他们是的。迫不及待。我听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准备了特别的欢迎会，特别的欢迎。”
金斯利穿上肮脏且充满跳蚤的监狱制服，被告知他将被带去见监狱长。
看守带着金斯利走尽可能长的路线去那里，他戴着镣铐游行过监狱的主厅。巨大的会堂四周是无数的钢质楼梯，它们向上连接着装有栅栏的过道，层层叠叠，直达屋顶。这是一处完美的圆形竞技场，献祭的野兽在此展示。那些在牢房外面的囚犯盯着下面起哄；几口痰和一两个罐头落下来。一些看守甚至给牢房门开锁，让有着特殊兴趣的犯人们瞥一眼这位新来的房客。
“哦是的，”看守重复道，“先生，这些快乐的老伙计们最乐于重新认识您。”
金斯利从未期望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尽管如此，他仍被他所面临的恶意摄住了。看上去，监狱职员把他当作令人作呕的人物，犯人们也是同样看法——金斯利恐惧地颤抖了，他完全可以预见到那些曾经是他猎物的罪犯向他复仇，而他无法向看守寻求保护。
在逐渐升高的喧哗中，一个声音突出出来：
“他们应该直接把你送到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你这个装病的杂种！”
金斯利知道这个名字，谁不知道呢？那曾经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了数个世纪的村庄，仅仅被住在那里的人和布鲁塞尔军械局的地图测绘员知道；但从今往后，这个名字被烙印在了纵横不列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所有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心中。它只是一个法国村庄，克服重重困难，名字被镌刻在其他上千个村庄城镇的石碑上，在遍布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的忧郁的纪念碑上。帕斯尚尔，这个难以捉摸的恩赐，就坐落在伊普尔凸角（Ypres salient）数百码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外。
“我可没有送你的兄弟去比利时！”金斯利冲那片喧嚣喊道，结果被看守扇了一巴掌。
“我们有纪律要求犯人保持安静，金丝利先生。”看守这样说，即使他必须要大喊出来才能盖过众多声音被听到。
金斯利的脑袋眩晕，但并不是被打的。他们这是在将残害了大批同胞的国家灾难归罪于他吗？金斯利是善于审判人性的精明法官，他很明白，一个人的意识会歪曲事实以把过错归结于他人而非自己；但他真的没想到会这样。这推到了一切逻辑。他想要尖叫说，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他自己才是无辜的那个。但金斯利很快认清了，在席卷了国家的集体疯狂中，任何理性辩论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更糟糕的是，这种尝试激起而非压抑了汹涌的感情。现在他被打压得如此之低，他发觉他最宝贵的财富，理智，是最可能使他被暴徒撕碎的原因。
终于，金斯利发现自己来到了监狱长的办公室，站在破旧的艾克斯敏斯特地毯（Axminster）上。他等待着，坐在大橡木桌后面的监狱长则继续处理面前的公文，刻意上演一出忽略金斯利的剧目。
足足五分钟的静默后，监狱长对金斯利说话了，尽管他仍没屈尊看这个囚犯一眼。
“我知道这场战争‘冒犯了你的理性’”，他边说边翻阅着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旧印本上的庭审报告。他抓住纸张的一角，轻蔑地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好像这报刊本身会传染给他懦夫的病菌，影响他的智力。
大家希望金斯利后悔在庭审中使用了“理性”一词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词被大范围报道，产生了极具煽动性的效果，被当作是和平主义所固有的自命不凡和道德腐化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来讲，他又能如何回答别人问他的那些愚蠢至极的问题呢？为什么他要为自己的正确道歉？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如此明确的表达他的反对意见。
“是的，先生。它冒犯了我的理性。”
“你认为爱国主义是不理智的？”
“不，但我同样不认为这是做出可耻的非理性行为的充分理由。”
“可耻的非理性行为？！”他身后的看守怒吼，举起警棍狠狠打在金斯利肩膀上。
“可耻的非理性行为，先生。”金斯利从紧咬的牙关中重复。
“你认为这不是充分的理由？”监狱长恼怒地学舌道。“一个英国人需要为爱国主义给出什么理由？你这个该死的自命不凡的家伙到底在扯些什么？”
“不为任何可见的战略性或政治性目标去屠杀数百万人，在我看来这是非理性且可耻的，不论它背后的情操多么高尚。”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
“这或许是个不错的目标，先生，但我相信这个目标具有欺骗性。”
“你认为我们赢不了？所以你不参战？”
“我认为输赢已经不再重要。在我看来，所谓的‘胜利’非常明显将对胜利者和战败方造成同样的毁灭性打击。被卷入的每个国家都将精疲力竭，遭到重创。”
“上帝啊！你说的就好像你相信，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都差不多！”
“理智上讲，我认为区别并不大。”
监狱长被突来的怒火气得跳脚。他围着桌子疾走，匆忙中打翻了墨水瓶。来到他的囚犯面前，他忽然举起了拳头，那个瞬间金斯利以为他会揍他。
“你这个猪猡！你这个该死的猪猡！和平主义者是一回事儿，卖国贼却完全不同！你就是个该死的卖国贼。”
金斯利保持沉默，他知道他再次激起了没必要的愤怒。他已经阐明了他的观点，没有人听进去。现在他入狱了。为什么还要继续说下去呢？他又一次没能闭嘴，为他的理智和自我意识付出了代价。
“我的儿子在洛斯（Loos）战死，”监狱长因为愤怒有些结巴，“他带领他的人冲进了德国机枪的范围。那些德国佬在距离两百码的地方射杀了他！他和后面跟着他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你站在这里，告诉我德国人赢了还是我们赢了都没差别。”
金斯利努力压住回答的冲动。这对他来讲是艰难的一课，他学得太晚了。仅仅在数天前，甚至那个早上，他本可以拒绝回答问题。他本该不再坚称监狱长儿子的死不是他的错误。这不是那个人自己的错误。这是政府的错误。这是每一个面对战争的疯狂没有抗战的人的错误。只有一个人是没有错的，那就是他。
现在监狱长把他儿子的照片举在金斯利眼前。金斯利见过这张照片。不是特定的这张，不是这位父亲的这位儿子，而是其他无数类同的。它和其他上万张，上十万张照片一样。你随处可以见到它们，在人们的壁炉架上，在他们的盒式吊坠里，在钢琴上，许多一起放在临时桌子上或印在黑边报纸上。总是同样的照片。摄影棚中的一个年轻人，他绷住表情，让光进入快门的时刻影像不至于模糊。军官通常是坐姿，他们的手套和手杖放在膝盖上；其他军阶的会站着，可能两三个一组，兄弟或者表亲。朋友们。有时候快乐的小伙子会把帽子歪成可爱的角度，偶尔有人带着枪或者佩剑。但除去这些细微的区别，所有照片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年轻人僵硬地冻结在生命的瞬间，就像他们不久后僵硬地冻结在死亡的瞬间。
在那张照片后，金斯利可以看到监狱长的脸，因暴怒而扭曲。
“我儿子的死冒犯你了吗，金斯利先生？它让你的理性感到困扰？你觉得它的天平倾斜了？”
金斯利没有回答。
“回答我！”监狱长咆哮。“它冒犯你了吗？”
“是的。”金斯利回答。“事实上是这样的。”再一次，金斯利认为监狱长会挥拳揍他，但后者却回到了桌子后面，开始擦拭他弄撒的墨水。
“把他带走，”他说，声音颤抖，“别让我看见这个浑蛋。”
*帕斯尚尔战役：Passchendaele。历史上的帕斯尚尔战役，于1917年7月31日爆发，一直持续到11月6日，交战双方英国和德国经历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拉锯战。英军期望攻占比利时的帕斯尚尔，以摧毁德军设在该地的潜水艇基地，结果在攻守之间，万众将士毙命——盟军32.5万人伤亡，德军26万人伤亡，这场惨烈无比的战争，最后以英军攻占帕斯尚尔宣告结束。
Elton, B. (2005).The First Casualty. London, England: Bantam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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