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沅弟（4）【1102】2024-10-12

而这第三变，正是出现在守父丧期间。作为深谙曾氏为人处世态度的欧阳，知道此时他的病是身病、心病兼而有之。身病可医之以岐黄，而心病则须医之以黄老。正是黄老之术拯救了曾氏，将他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前面的评点中谈到曾氏反思以往的话。就在四天前给老九的信里，曾氏还说：“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不得相见一为倾吐。”可见他当时处于“变”中的心态。

我们也来抄录曾氏的两段日记，看看他转变后的黄老心境：“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叟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容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欧阳认为，曾氏后来之所以成就居功，靠的就是这种黄老之学。曾氏自己也曾多次对人谈到这段时期的转变，将他称之为大愧大悔、大彻大悟。可见，居父丧这一年多对他精神境界的提高和事业名望的成就所起的巨大作用。

就笔者（唐浩明先生）看来，这第三变的确是曾氏整个人生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后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穷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数不胜数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智慧宝库。由于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不少人将中国文化与儒家学说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大误区。至少，儒、道、法三家是鼎足而立的，还有阴阳、纵横、术数、禅等等，其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对这些主要的学说都能明了，并将其中的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事情上，才可以称得上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掌握者。曾氏的成功，正是将儒、道、法运用自如后的结果。倘若没有早年京师程朱理学的修炼，他的操守定力及人格感召力源于何处？倘若没有黄老之学的参悟，很可能在复出之后不久便会再次铩羽而归（败北而回），以至于愁肠百结（各种解不开的烦恼），郁闷自戕（郁闷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