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是读宋词的好时候，读过的宋词要么是春寒料峭，要么是秋风萧瑟，稍好一点的是暮春轻愁，整一块就是两个字——凉凉。
宋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为什么让人会有这样一种不得志的古怪感觉？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宋词本身的渊源；二是宋朝的社会环境。
我们首先来看宋词的渊源。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其主要成分是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配合燕乐的词，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到中唐时期，一些比较著名的诗人如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也开始写词，这一文体由此开始进入大雅之堂，成为文人把玩的东西。中国古代的阶层划分，是士农工商，士是社会中最高的阶层，士的主要组成就是文人。能够进入士人的生活，就算是入了庙堂，身份立时不同。
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风格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飞速发展，出现了成就突出的词人和名篇佳作，并逐步分化出婉约、豪放两个主要的流派。由于词的发展高峰是在宋代，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因而有了“宋词”的说法。
词配合燕乐而作，是酒宴间流行的助兴作品，最初的演奏和歌唱者往往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等，因此在内容上、情感上都比较通俗粗浅。调子定下来了，后来的文人虽然拼命加入风雅，力图摆脱俚俗粗鄙，但终归无法脱离艳情的成分，婉约派几乎一门独大。到苏东坡时，逐渐以诗意入词，在词中引入人生哲理、家国情怀，开启豪放一脉，但无法改变婉约派的主流词风。宋词主流依然是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场景和个人情感中，读来总觉得有点小家子气。
再来看宋朝的社会环境。
后世对两宋的评价基本是“积贫积弱”。从中国历史看，宋朝在经济上是最接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从《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即使到了南宋偏安时，仍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繁华景象，因此“积贫”一说颇有争议。
但“积弱”是不争的事实，从宋太祖开始，宋朝政府就进入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怪圈，且不说北方的辽、金、西方的吐蕃，西夏也能欺负大宋几把，签个澶渊之盟弄三十万岁币花，大理国在西南立国三百余年，肯定不是因为大宋皇帝一心仁爱抚远，可能恰恰是因为大理皇帝爱好和平。北宋就在这么个大包围的环境中，怎么能不憋屈？南宋更是退到淮河－秦岭一线与金国周旋，偏安自保，心情更加不爽。
就在这么个憋屈的国际大环境中，有点抱负的志士自然也是过得挺憋屈。辛弃疾是豪放词的个中翘楚，读他的作品全文，大多落入“愤”、“恨”、“憾”。刚刚才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转眼就成了“可怜白发生”，要么就是“忍将万言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即使一豪到底的岳飞，也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宋朝还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治制度，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跟人打交道，得夸武将有文采，要是遇上个没眼力见的，称赞哪个文官的武功显赫，怕是立刻就被拉黑了。武人不受重视，让有志疆场的男儿平白多了几分郁闷。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唐朝，皇帝是“天可汗”，时代有“开元全盛日”，诗人们那才叫豪情万丈，“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就算到晚唐，书生李贺也敢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正是虎死不倒架。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文人，时势造就的文人成就了与时势相匹配的文学。宋词就是在这种绮丽又憋屈的环境中长成了一个读一句叹两声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