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是制造年龄焦虑，但如今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35岁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话题下有很多被人们打上的标签——中年、衰老、裁员、失业、彩礼、婚姻、房贷、育儿、养老……每一个都是看一眼都会倍感压力的存在。

在“统租风波”还未消停的当下，网络又曝出统租房的租住要求，其中一条为“签约人年龄须为18-40周岁，入住人年龄为6-60周岁”，即40岁以上的人不给租，6岁以下的孩子不让住。

若要求属实，这无疑再次加剧了35岁深漂人的年龄焦虑。这年头，租房都开始“耗”起来了吗？

当然，我们也不是非统租房不住，但它确实给到达年龄门槛的人们打下了一个“被边缘化”的烙印。

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普查数据，在我国就业人口中，35岁以上占比为67.1%，其中，广东这一占比接近60%。

在另一份贝壳研究院发布了的《深圳青年租房报告》中，数据显示，深圳市民超过八成租房居住，其中3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31%。

越多的35岁+就业人口、越少的35岁+租房人口，我们开始好奇：35岁还坚持留在深圳租房的人过得好吗？

来自河南的刘阳，今年正好35岁，他夫人是国内大学的老师，同时也在西班牙孔子学院做教师，薪资不低；女儿到达6岁学龄，有家里有拿着稳定退休金的父母帮忙带看，看起来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人生任务”。

但在两年前，他毅然放弃老家这不差钱的生活，选择到一线城市发展。

“22岁毕业到60岁退休，中间其实是有38年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我才经历了1/3，这样一算，后边的路其实还长，不着急。”

从决定离开家乡到一线城市打拼，短短两年时间内，他就陆续搬了5次家：从郑州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深圳。深圳是刘阳来到的第四个城市。

一个行李箱、一台笔记本，基本就是他辗转各城的全部家当。

有亲戚朋友经常问，为什么这个年纪还要去外面闯呢？

刘阳的回答是：“我不想浪费父母给我创造的条件。”

中国的80后大概有2亿人，这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父母为自己成长的付出有多不容易，刘阳都看在眼里，他并不想浪费掉父母奋斗几十年给他垫起来的台阶。

现在既然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他只想为女儿和家人的未来添砖加瓦。

在大多数同龄人陷入35岁的“年龄焦虑”时，刘阳却有不同的想法：这是最好的年龄，不缺经历更有阅历。

深圳是一个年轻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如何适应这里每天都有新鲜感的环境，以及更多的年轻人，成为30岁+深漂来深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一年，刘阳就接受了职场文化的挑战。

现在很多90后、00后讲究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在深圳的第一场应酬，让他明白80后职场上，那套充满服从性测试的“酒桌文化”到这里已经不好使了。

公司大部分同事都是95后，除去工作话题外，刘阳发现自己与他们基本无话可聊。公司的小年轻们从KPOP组合BLACKPINK的Lisa聊到密室逃脱的打本，他经常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工作性质，刘阳之前接触到的基本都是一些保险行业与房地产行业销售岗位的人员，而现在所处的互联网行业是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行业。

光是和他们交流沟通，他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也让他明白了同一套沟通话术并不适用于现在职场中的新生力量，只能不断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学习去做出改变。

为了能更快的融入这个年轻的大环境中，刘阳刚与同事相处不久就主动约着周末一起打游戏，不出意外，碍于彼此之间年龄与职位的差异，“融入计划”没有很顺利的进行。

直到同龄的同事暗戳戳提醒：“领导层的就不要参与到员工放松的周末时光里去了，毕竟谁也不想周末的时候还是和领导一起吃饭。”

后来，在公司耳濡目染一段时间后，外加自己工作之余向外甥女虚心请教，偷偷“补课”后，刘阳现在已经可以和年轻的同事聊一些动漫和新出的电视剧了。

其实他对于这些并不感兴趣，但想融入，就得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

为了让工作和生活有更多时间，刘阳习惯选择在南山区就近居住，从家到公司步行仅5-10分钟，哪怕租金相比会高出很多，但节约下来的时间可是无价的。

“这边的公寓很多都是小单房，进门扫视一圈只要三秒，还好我现在暂时一个人刚好住得下”，他本打算租住更大一些的家庭式户型，但无奈身边同龄的朋友大都成家了，合租或许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年纪的人。

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来之，则安之。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他和妻子约定好的，一个稳定，一个打拼。

女儿留在河南老家与父母一起继续学业，出于职业规划，妻子在女儿两岁时选择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刘阳自己则在而立之年来深圳打拼，一家三口分隔三地。

当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刘阳和妻子注定要错失很多女儿开心、难过和成长的瞬间。

世事难料，妻子刚出国不久便碰上了疫情，回国变得更加艰难。

当时两岁的孩子还不懂那么多，只觉得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最为亲近，甚至问经常陪自己身边的小姨能不能当自己的妈妈，女儿的童言无忌，总会戳中刘阳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一开始真的很难，女儿无心的一句话就让我心里很难受。”

借助科技的力量，刘阳想到一个缓解彼此思念最有效的办法——每晚进行“三方会议”。

刘阳与妻子在谈恋爱时本就聚少离多，两人是高中同桌，高中毕业后妻子选择了出国上学。

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古巴，时差12小时。刘阳总是在深夜00:00等着电脑屏幕上的小企鹅头像变亮，在QQ上与老婆说上几句话，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五年。

12个小时的时差，13630公里的距离，5年的异国恋并没有成为他们感情之间的障碍。相反，克服一切万难之后，他们结婚了，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约定着在自己50岁或者60岁的年纪，选择去一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把全世界给玩一遍，期间还可以去教外国的小朋友汉语......

与妻子确定好的目标后，便开始按部就班的进行，拼尽全力为之奋斗，这是他们多年来形成的默契，也是对彼此的信任，对家庭的负责。

现在，一家人就这样分居三地，彼此之间相距上万公里。

“但当我想着现在所做的一些牺牲和付出在未来有结果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是值得的。”

随着女儿长大、父母慢慢变老，刘阳也会焦虑。

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他想要的，过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与家人分隔三地也不是他想要的，但他愿意为了未来长远的一些事情做出短期的牺牲。

如果给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打分，刘阳只会打60分。

剩下的40分，他还需要用传统意义上工作时间的2/3去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