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在人生诸多驿站中，知青生活那段在我的脑海中始终不能忘却，人到老年后，回忆起来就像陈年老酒回味无穷。退休后闲暇之余，把几个片段记录一下，亦是一个乐趣也。
（一）宰狗
那是在1968年夏天刚下乡的第二个月，大约是在8月份。天气炎热，晚上知青小组的同学们被召到公社驻地三庄镇开会（会议内容记不清了）。散会后，回村的路上，有一只大黄狗始终尾随着我们，打它几次，它也不离开。就这样，它一直跟着我们回到了我们知青家（我们村距三庄镇有7里路远）。也怪了，一般情况狗不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长期不走，可这只狗，自从到我们小组后就不走了。我们的剩饭成了它的美味佳肴，也不回它的主人家了。过了一段时间小组里的几个女生不知什么原因，也许这只狗不会看家是个累赘便起了要宰它的动议，就和我们男生说，希望我们下手，宰了它。我们这几个男生，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手，怎能干这种事呢！于是就敷衍着她们，一拖再拖。不料，又过了几天，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宿舍里聊天，忽听到院子里女生高喊，“还不出来帮忙？”我们快跑出去，只见这样一幅场景，三个女生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树上，中间结个扣套在狗的脖子上，另一头两个女生在用力地拽这根绳，使狗呈站立状后肢已离开地面，狗的头在挣扎晃动，另一个女生拿着一瓢水当头浇进了狗的嘴里。我们顿时惊呆了，竟还有这样的宰狗法。就这样没有几分钟，狗连呛带勒，便一命归天了。呜呼。惠家沈马庄女知青宰狗的消息便不胫而走，传遍了周围若干村庄。
。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理的问题了，因为正值炎夏酷暑，会宰杀牲畜的社员自报奋勇便来了。疱肠刮肚弄的干干净净，就下锅煮起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满院子充满了香喷喷的狗肉味，似乎左邻右舍也闻到了香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确实是香啊，在那个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闻讯而来的社员络驿不绝，你拿一块，他尝一块，美滋滋地走了。最使我难忘的一个社员，平日看很老实，还是个民办教师，只见他进来后，毫不客气拿起一块狗的下水便大口大口嚼起来，可见是靠毁了（日照方言）。我们小组有两个女生还偷偷藏了两块，不远百里，送给河山高家沟知青（同班同学）分享了一下。事后，我们想起来，怪不得有的知青在农村赚了个偷鸡摸狗的骂名，不愧也。现在来看也确实不光彩！呜呼哀哉！！
（ 二）掉河
1971年春，惠家沈马庄和徐家沈马庄两个村联合办了个初级中学。我被聘为联中民办教师，教数学和物理。由于学生较多，晚上经常需要加班批改作业和备课。所以在晚上常往返于两村间。从学校回小组需要路过一条河。这条河平时水量不大，只有当山洪下来时，河水才比较深。河上有座小桥，桥面离河底有两米左右。白天或有月亮的晚上过桥和走平地一样很安全。那是我刚当民办教师的第三个月（4月份）。那天晚上刚下过雨，天空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虽是春夏之交，但晚间凉意甚浓。备完课后急匆匆回小组，没想到那天黑得特别，天上不仅没有月亮和星星，连路旁的树也若隐若现，就在快要跨上桥面过河时，危险降临了。也许是回组休息的心情太迫切的缘故，本应在过了桥头边上的一颗大树后再转身上桥，谁知竟提前转身上桥了，一脚踏空，像掉入深渊一般，一头扑向桥底。好在桥下水不多，一片裸露的岩石。我趴在浅浅的河水和乱石上，动弹不得痛庝难忍。过了一会，我试探着看看能站起来吗，哎，居然站起来了，我这才暗自庆幸，上帝保佑，腿没摔断。就这样我一瘸一拐地爬上来慢慢回宿舍了。回到宿舍一看腿和脚踝去了皮全肿了。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不久，我回济南探亲时，第一件事到百货大楼买了个最好的手电筒。从此晚上走路高枕无忧了！
（三）塌屋
我下乡的这个村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小山村，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到来，没有什么准备，尤其在宿舍上。到来的前几天，就把生产队的牛棚改造了一番，牛棚的后墙不用动，把前面垒上一面墙，留出窗户和门。地面再用土垫一垫，这就成了我们的宿舍，从外面看，屋子比正常的住房矮一截，地面比较潮湿，房梁和檩条都比正常屋要细一些。，屋顶又加了点麦秸，屋里用土胚隔开一堵墙，男生女生分住两边。前两年还算凑合，屋子也好像问题不大。
1970年招工后，小组里男生只剩下我们两人，本来可以住四个人的屋里显得空荡荡的，我和那位男生就挪到一头来了（幸亏搬到这一边，否则下边的事就不堪设想 了），原来放床的那边堆放着我们小组全年的口粮-——地瓜干。
1971年夏，大雨不断。7月的一天，那天似乎格外的热，半夜时分，伴随着阵阵雷声，漂泼大雨有下起来了，本觉的这也许同平常的风雨夜晚一样，雨过天明，一切照旧。不料，估计到了凌晨时刻，随着一声炸雷般的响声只觉的身上盖的东西被什么重重地压住了，一股锅底灰味的尘土满屋飞扬，脸上全是灰土，鼻口呛得喘不过气来，“地震了吗？”不对，秫秸，檩条横三竖四散落一地，雨点也打到脸上了，躺在床上居然看到天空了。这才明白，屋顶塌了。只见放粮食的那边，地瓜干全暴露在大雨中，我俩睡觉这边，还有半截屋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这时我也顾不上多想，爬起来，好像只穿着一条裤头，就跑到院子里爬上了我们大队用来向社员喊话（那时没有高音喇叭）的那颗大树，树叉上有个铁皮卷的筒子“知识青年的屋塌了，快来人呀！”，在凌晨的村庄上空，我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不一会，大队会计披着蓑衣先跑来了，他说，怎么样？没砸着？我回答，没事，就是被褥全湿了，还有地瓜干完了。------
天亮了，雨也不下了。大队这会可急了，要是让公社党委知道，麻烦了。因为给知青盖房的钱挪用了。于时调来全村的泥瓦匠，用了不到一天的工夫，把坍塌的地方又盖起来了。可惜我们的口粮啊，还苦了我们两个男生，不会缝洗被褥，全靠女生帮助了。也许老天爷对我们的“照顾”，不到一月，大队给我们盖起来新房，终于乔迁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