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时长回老家。从县城骑自行车，顺着一条土路一直往东，十五公里，需要一个钟头的工夫。临近老家，海风迎面扑来，带着咸腥和湿气，远远能看见海边那座灰扑扑的村子，像一块被浪冲上岸的旧石头。
后院那丛桂花，是爷爷种下的。那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爷爷带着奶奶、姑姑和父亲，从沈阳一路逃回老家。父亲说，爷爷揣着一包树苗走了一千多里地，到家时根须还裹着湿土，旁人笑他命都顾不上还要花，他闷声不响，只在后院东南角挖了个坑，把那丛细瘦的苗子栽了下去。
北方的桂花是灌木丛，最高也就与成年人齐肩。枝条从根部分蘖出来，密密地挤成一团，每年发新枝，每年也枯老枝，替换得不知不觉。最要命的是那枝条上密密麻麻的生着刺，细而尖，藏在叶柄底下，摘花时稍不留神就被扎一下，指尖沁出一粒血珠子，混在深红的花瓣里，竟分不清哪是花哪是血。它不像南方的桂花等到秋凉才开，老家的桂花在农历五月初就冒了骨朵，赶在暑热之前，开得不管不顾。深红色的花朵一簇簇藏在墨绿的叶子底下，不声不响地香。那香是沉的、厚的，海风一吹，满院子都浸在甜里，连院墙外路过的人都要停下脚步，朝门缝里望一望。
父亲每年都摘桂花。他搬一把褥头子靠在墙边，站上去，小心翼翼揽住枝条，一手轻轻把花朵摘下来。那枝条上刺多，他揽枝时格外小心，拇指和食指捻住花蒂，轻轻一掐，花便落进掌心，像从满身芒刺的枝条上摘下一段柔软的心事。我小时候总站在凳子底下仰头看他，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些晃眼，从花叶的缝隙漏下来，碎金似的落在他脸上、肩上。他摘满一竹篮，顺梯子下来，在院中的水盆边坐下，把深红色的花朵一朵朵漂洗干净，再摊在苇席上晾。晾干了，倒进那只粗陶罐，铺一层花，撒一层红糖，再拿一根擀面杖，一下一下捣。
捣着捣着，花朵碎了，汁水渗出来，和红糖搅在一起，从干涩的颗粒慢慢变成湿润的深褐色泥状。满院子都是甜而烈、浓得化不开的香气。他不说话，只一下一下捣，木杵撞着陶罐，沉闷的一声接一声，像潮水敲着远处的礁石。捣好了，他用油纸封住罐口，搁在灶台后头阴凉的地方，让红糖和花泥慢慢发酵。那只陶罐从我记事起就在那儿，每年新糖封进去，罐子还是同一只，粗粝的陶壁上浸透了十几年的香气，像一个人周身沉静的气味。
如今父亲故去十多年了。老宅空着，院里的桂花还在，只是没人再摘。上个月我回去看老屋，推开后院门，那丛深红色的花正开着——五月初的天气，海风还带着凉意，花却密密匝匝的，香得让人心里发紧。我搬来那把旧褥头子，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站上去。手指刚触到枝条，指尖便被刺扎了一下，细细的疼，像一颗很久以前埋下的针忽然又露了头。我缩回手，看见指肚上沁出一粒血，圆而红，比花瓣深一分，比泥土浅一分。我忽然笑了——父亲当年摘花，大约也被扎过无数次，可他从来不提。
我小心地避开刺，捻住花蒂，轻轻一掐。花瓣落进掌心的触感软而轻，像接住了一句没说出口的话。摘了半篮，下来，在院中压水井旁坐下，用水盆洗花。水是刚从井里压上来的，凉得刺骨。洗净、晾干，找出灶台后那只陶罐，揭开油纸——罐底是父亲那年做的最后一批桂花糖，深褐色的糖泥静静卧着，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糖霜，像落过霜的泥土。我端详了一会儿，没有动它，只把新捣好的桂花泥轻轻铺在上面，重新封上油纸，放回原处。
爷爷看过这丛花，父亲看过，我也看过。我们三个人在同一丛花前站过，仰过头，站过凳，指尖都被同一批刺扎出过血，捻落过同一批深红的花瓣。那丛花总是那个样子，可每年五月初，它都按时开。七十多年了，海风还是那个方向，花还是那个颜色，刺还是那些刺。只是摘花的手换了一双又一双，一双手凋零了，另一双手伸出去时，姿态竟像极了——拇指和食指一捻，花落进掌心，避开了同一根刺。
千百世后，世间会有两朵相似的花，一花凋零，一花绽放。原来花不只在枝头，也在手里。爷爷摘过的那一朵早就化了，成了根下的泥；父亲摘过的那一朵凝在罐底，成了糖霜；我摘的这一朵刚刚落进掌心，还带着暮色与指尖那粒血珠的微温。三朵花，同一丛枝上生出来，隔着几十年光阴，一瓣一瓣地开，一瓣一瓣地落。枝上的刺却一直在那儿，细而尖，不为什么人，不长进也不退让，只是年年生着，像一个沉默的提醒：你要那朵花，就得先绕过它的疼。
我看了看装满桂花糖的陶罐，锁好院门。开车上路时，海风从车窗吹进来，十五公里的柏油路在暮色里泛着灰白的光。指尖那粒血珠早已干了，留下一个细细的红点，像桂花在皮肤上盖了个戳。我忽然觉得，老家不远，那丛花也不远。它就在罐子里，在我指尖的旧伤口上，在每年五月初某一阵忽然变甜的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