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医籍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从最简单、原始的人体概念到不断认识疾病、与疾病作斗争的繁衍昌盛的历史。充分认识古医籍的发展过程，深刻剖析古医籍的成书特点。无疑对理解、学习、继承、挖掘中医药宝库都有着重要作用。

1古医籍的起源

古代医学与同时期的其他科学技术相比，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早在青铜器时代，人们即开始把祖先世代所获得的医疗概念、人体知识及与疾病、死亡进行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利用当时记录事物的符号，通过铜器、甲骨、竹简、丝帛等记录下来。这应该说就是古医籍的雏形。

现在我们能称之为医籍的，最早当推为简帛医籍，如我们在出土的汉墓中所看到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这类书由于复杂的加工写刻手段，竹简体积笨重，丝帛又原料昂贵，致使书中只能以少则十余字，多则数十字至百余字的范围来论述一个内容，与后来秦汉时期的书籍相比较，则显得粗略和原始。

如今我们公认的最早医书当首推《黄帝内经》，这是因为我们从现存最早的西汉时期的目录书《七略》中就看到了有关《黄帝内经》的记载。但可以肯定地说，《七略》所指的《黄帝内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帝内经》，这也是在此书的编写年代上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的原因。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曾在其所著的《中医文献学》中讲到“《黄帝内经》并非一人一代的产物，其中确实包括了自有文字以来的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等时期的大量简帛医籍佚文，但作为编纂《黄帝内经》的基本定稿时间应不晚于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文字雕版技术的日益完善和提高，医学著作也日益丰富起来。

2古医籍的发展

中医古籍的繁衍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基本医学思想、临床医疗的基本体系及治疗大法的建立健全阶段。在历史断代上我们可定为宋以前。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这个时期的医籍基本都没有保留到今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上书籍基本上是由宋整理后而流传至今。

第二阶段：当指宋、金、元。这一时期一项重要的科技发明，就是活字雕版印刷术的使用，它的诞生为古医籍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宋以前我们所列举的所有重要的中医著作能够流传至今，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好版本的绝大部分均源于宋。这一时期又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北宋校正医书局的出现，对我国宋以前的主要医籍进行了一次相对彻底全面的继承，为中医学术的流传应用应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当时由校正医书局整理校勘的《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脉经》、《针灸甲乙经》以及《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都是在此时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宋朝廷还以官方名义组织了大量有关人员编写了许多大型医书，如《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和剂局方》等。这些方书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方剂后多有出处，从而使这些方书的出现不只在继承、汇集宋以前医书方面有着重要贡献，而且为后人对宋以前一些散佚的重要中医书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在本草学方面，在《新修本草》基础上修定的《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尤其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其体例、注释、考证等均成为后世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一历史时期，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普济本事方》，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陈言的《三因方》，及内科方面朱肱的《南阳活人书》，妇科、外科方面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儿科方面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窻的《幼幼新书》等都是至今在临床上影响很大的医书。除此之外金元时期出现的医学流派和与此相应的一些医学著作，如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方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的《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王好古的《医垒元戎》，朱震亨的《局方发挥》等，形成这一时期独特的医学争鸣与兴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医书籍的广泛流传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中医学术的不断提高，更丰富了中医书籍的内容和质量。宋金元时期可以说是古医籍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为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上当视为两部分，其中以1840年为界。明至1840年前，这期间除了一些有影响的综合性医书外，还有一些标志着中医学术重要发展的书籍问世。如温病类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吴瑭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另外如咽喉、眼、齿、伤等所谓小科，原来大都附于其他医书之后论述的，这一时期也逐渐从综合性医书中独立出来，对各科的病因病理、临床辨证治疗及预防方面有了更为系统的专门著作。这一时期整理、集录医书较多也是一大特点，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如《普济方》、《薛氏医案》、《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六科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宗金鉴》等。这些图书对保存、整理、研究、继承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与今天相隔的时间尚不算很久远，我们也还有可能看到较好的版本。

1840年以后，由于鸦片战争，西方文化逐渐渗透，随之西方医学传到中国。从医学发展的角度计，这一时期当另有论题。但就其中古医籍讲，则由于西方医学的文化传入而影响了其发展进程。但这一时期亦有少数有影响的中医书问世，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都带有这一时期的明显特色。

3古医籍的分类

从现存的医学书目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古医籍的分类和发展。早期的医学书目虽有《七略》的药目、南宋时期的《医经目录》和《大宋本草目》等，但均已早佚。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医学书目为明末殷仲春的《医藏目录》，书中将所收录的医书分为二十类。清代传世较广的医学书目应推1819年由日本丹波元胤编纂的《中国医籍考》，是书广泛收录了我国自秦汉以来至清代中叶的历代医籍三千数百种，并分为医经、本草、食治、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九类。近代医学藏书家裘庆元和曹炳章二人各收藏医书三千余种及其目录，陈存仁亦撰有《皇汉医学丛书总目》，这些均不失为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学目录专书。

现代，在1945年前后，由日本冈西为人编纂的我国《宋以前医籍考》，记录了宋以前医学书籍1860种，分为内经、运气、难经、五脏、房中、临床各科等23类。1958年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牵头，组织全国包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华医学会、各省图书馆在内的59个图书馆，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录了古今中医图书7661种，分为16大类，书中记有书名、著者、卷数、年代、版本及收藏地。16分类包括：医经、脏象、诊断、本草、方书、伤寒金匮、温病、临床各科、针灸、养生、综合性医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法医、兽医和工具书。

1978年，再次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牵头，利用七年的时间向全国113个各类图书馆广泛征集馆藏中医图书目录，截止1985年，花了7年时间，经过核实、整理、归纳，共收录了中医图书 12，124种，重新编写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基本反映了目前中医图书的现存、馆藏情况。其分类以学科分类为主，兼顾到中医图书的体裁特征，划分为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按摩、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等12大类。

现在中医界广泛应用的即是这12大类3级类目分类法：12类本身作为一级类目，以临床各科为例，所分的内、外、妇、儿、伤、眼、口齿诸科为二级类目，在外科下又分为外科通论、外科专论、皮肤等，即为三级类目。再如本草为一级类目，本草经、综合本草、食疗本草、炮炙等即为二级类目，“本草经”中的“本经辑本”、“本经注释”即为三级类目了。就前后的两次编纂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在分类的形式上亦有所改进。

前一次分为十六类，尤其是综合性医书类，分类不甚明确，医理和临证、通论和临床医书混在一起，经过再一次斟酌细分，把原综合性医书根据中医应用的实际情况，兼顾体例特征，又分为基础理论、临证综合和医学通论三部分，并把其各归到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综合性著作中，使之各类的划分更加有条理性和便于读者应用。再次编著的综合性著作和原综合性医书在内容上有实质性的不同：原综合性医书是指上述理论综合、临证综合和医学通论三部分的混合编录；而如今的综合性著作下二级类目则分为医学通论、丛书合刻、文史丛书中的医学著作和工具书。这样的分类相对地讲更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

4古医籍的分类古医籍的特点

古医籍既是记录人类卫生、人体保健、疾病治疗过程的反映，是一种自然科学的书籍，同时它从一开始就以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基础，故而各种唯物、唯心史观；有神及无神论；哲学及辨证观点都在中医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封建迷信意识也随之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中医书籍中。这可以说是古医籍第一个特点。

从内容的实质上讲，中医书籍实用性很强。任何一本中医书都可以拿来作为中医临床的直接用书。中医书只有科别、用途的侧重而不同，而不存在高深理论性与实际应用的差异，越是大部头书，则论述得越详尽，解决的实际问题会越多。这也可以说是区别于古代其他自然科技书的第二个特点。

从中医书籍的发展上讲，有很强的继承意识。在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拿出任何一本，总是先有“古人云”、“经曰”等，其次才是作者的发挥和创新，充分体现着中国尊古、崇古的道德思想。另外中医书籍还有一种滚雪球的模式：张仲景的《伤寒论》原本只有397条，数万字，但后世对其的注释、发挥、解释、应用心得等的著述竟达数十种，上百万字。这是第三个特点。

另外在写作上还有一重要特点：在现在的中医古籍整理中，我们常常可以从众多的古医籍中辑出历史年代远久、早已佚失而只有其名的医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古医籍中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我们从早在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至宋代的《圣惠方》、《圣济总录》、《证类本草》，再至明代的《本草纲目》，更不用说明清时期令人瞠目的各种大部头全书、丛书、总录等，都具有这种文献整理的写作特点。这些书不仅论述有条理，而且引文有出处，使后人观之一目了然。这一特点对古医籍的利用、保存和继承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