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是计划生育政策成果凸显期，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原先的村办小学都纷纷的裁撤，集中成中心小学成为趋势，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学变革的年代。我们村的小学裁撤到一半没有撤完，留下了三个班级，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实质上为两个年级，学前班和一年级使用同样的教材，学习同样的知识。学前班的开设有其地域的历史原因，山区没有幼儿教育，学前班就是满足那些不到上学年龄而又想上学的小朋友。整个村小由一名老师任教，上课采取轮流教学，三个班的两个集团成员之间互不干扰。
小时候的我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我还是很爱学习的。6岁就不厌其烦地向爸爸表达自己要上学的想法，爸爸出于宠爱，到学校做通老师工作之后，我就去上学了。我念的小学和别人不一样，适逢浙江地区学制改革，在我们地区小学试行五年制，8岁才能读一年级。因此，在我正式读一年级以前，我已经读了两年的学前班，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相当于读了三年的一年级，这是一般人没有的经历。
在学前班时的我，对于儿童节没有特殊的记忆，就是知道当天老师会给我们放假，然后他会带着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到隔壁村的中心小学去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仅此而已。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六一节，就是正式读一年级以后的六一儿童节，因为那时候我成了共产主义接班人之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时间应该是在1997年的5月底，我和小伙伴们跟着老师走五里的山路到隔壁村的中心小学参加“六一儿童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正式的活动，家里也非常重视，爸爸在我临行之时塞给我两块零花钱，让我可以买些礼物。为何要到隔壁村参加六一活动？因为隔壁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片的行政单位，地方相对集中，建有小学、初中、供销社等设施，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相当于进城镇了。
到了隔壁村中心小学后，就有对接的老师来接待我们，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红领巾。初识红领巾的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的佩戴，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半天，最后还是在高年级同学的帮助下完成了。当然，六一节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新少先队队员入队。我们和中心小学每个班级成员都依次列队在操场上，奏完国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后，一年级的学生会在老师带领下，站到人群的正前方，在国旗和少先队队旗下宣誓，最后由校长给我们佩戴红领巾完成入队仪式。我就在那时加入了少先队，那时起我知道了红领巾是由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入队的誓词虽然简短，但我现在只能记住“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这几个字了。
严肃的活动过去后，接下来的活动就显得根轻松的。学校开设了各种游戏，有贴猪尾、投壶钓鱼等游戏。这里属贴猪尾巴和钓鱼难度最高。老师事先会在黑板上画好一只没有尾巴的猪，然后用硬纸板剪一条猪尾巴，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可以在正常的状态下拿猪尾巴丈量好与黑板尾巴所在位置距离，然后走到游戏开始地点，小朋友要蒙上眼睛转三圈，最终走到黑板前贴对尾巴才算胜利；钓鱼所用的鱼全由纸板制作，在鱼嘴上别上回形针，然后用鱼竿钓鱼，由于参与小朋友多，往往会把目标弄混了，钓半天还会在原地打转。游戏获得胜利的小朋友能拿游戏券，最后凭游戏券去校办公室领糖果。在那样的情境下，糖果的多少就是小朋友综合竞争力的最好证明。六一就这样忙碌的游戏中过去。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的情景内心依旧欢乐，虽然我们现在的游乐设施很丰富，但那种淳朴缺不再有了，那种很本真的快乐也随着年纪的增长逝去了。每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从大人向孩子身上蔓延。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的进步结合着金钱，最快速的获得想要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我们不能用现代技术找回儿时的快乐。质朴本真的流逝，让我们变得浮躁不安。我们要放慢脚步，做个孩子，用纯真的心感受社会、爱我们所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