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南普陀寺原属于师徒相继的禅宗子孙寺庙，由清朝末年临济派的喜参重兴。到了民国年间，太虚大师呼吁并倡导佛教改革，极力推动中国佛教由死人佛教（以经忏为业）向活人佛教（人间佛教）转变。受此影响，到1924年的时候，开明的转逢和尚住持南普陀寺，便将其更改为十方选贤的丛林寺庙。
这里简单说一下子孙寺庙和十方丛林的区别，子孙庙相当于世袭君主制，寺庙属于个人所有，只有住持这一脉传下来的徒弟才能住在这个庙里，类似于武侠小说里的峨眉派、武当派之类的；十方丛林相当于民主共和制，寺庙是庙里所有僧人共有，不管你来自何地，来自哪个宗派，只要你是佛教僧人，只要通过大家的共同决定，你都可以住进来，寺庙的执事（相当于干部）也是公推公选的。
继续回到主题，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之后，迎请会泉和尚为首届方丈，此后又有太虚（担任过两届，以三年为一届）、常惺等相继任方丈，全国各地也有不少有才识的僧人来到这里，或为清众（普通僧人），或为执事（干部）。如此一来，必然引起子孙派僧人的忧虑，例如子孙派的广洽当时担任南普陀寺的堂主兼副寺，具体负责寺院财务达六年之久，看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祖业现在却变成了外来僧人当家，心理上肯定有一些失落。
会泉担任首届方丈的次年，南普陀寺创办了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各地僧人纷纷来此求学。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南普陀呈现出一派革故鼎新的气象。但另一方面，闽院的学生90%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地人，闽南话称他们为“外江人”，只有极少数本地人。到1934年的时候，甚至连一个福建本地的学生都没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地僧人住在南普陀寺，子孙派越来越感受到势单力薄，其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造成闽院学生以外地人居多的原因，有人分析认为，一是本地僧人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同时还有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障碍，导致师生之间无法交流；二是本地一些守旧的寺庙住持们对新思想有着莫名的恐惧，不愿意把本寺僧人送到具有佛教革新思想的闽院学习。
眼看南普陀寺的外来僧人越来越多，子孙派要绝地反击了。
首先，他们联合本地一些小庙，提出“闽人治闽”口号，造出声势，要求常惺辞去方丈一职，但由于抓不到常惺的任何过失和把柄，此理由还无法达到让常惺辞职的目的。于是子孙派又提出，南普陀寺建了这么大一个闽南佛学院，招收的学生却多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地人，而不能惠及本省的僧教育，于理不合，要求建立一所初级佛学院解决本省僧人的上学问题。
子孙派的广洽素来对著名的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尊敬有加，二者之间也多有往来。于是在1934年，他诚恳地邀请弘一法师来南普陀，弘扬戒律，改善教风，并请其向方丈常惺建议创立佛教养正院，培养初级佛教人才。弘一法师毕生以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此前也曾有过办律学班的经历，但都很遗憾地无疾而终。此次南普陀愿意出钱出力支持他的弘法理想，他当然非常欢喜，于是慨然接受，双方一拍即合。在得到方丈常惺的首肯后，由弘一法师出面，在寺内创办了佛教养正院（以下简称养正院），后来由广洽出任学监。
也有人认为创办养正院，是因为成立已十年的闽院学风变差，为了改进教学，所以邀请身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弘一法师前来创办养正院，整顿校风。笔者以为此理由比较牵强，若为整顿闽院校风，直接请弘一法师到闽院任教即可，何须大费周折另办养正院？！
所以，养正院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子孙派的烙印。而闽院与养正院之间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这哥俩实际上已经承载了当时中国佛教的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实际情况来看，两院并存的南普陀寺内，弘一法师创办的养正院，其目标是培养初级僧才并为闽院输送学僧，主要招收的是本省僧人（沙弥），私下里代表了本省僧人特别是南普陀寺内子孙派的利益。闽院由南普陀寺方丈常惺兼任院长，培养中高级僧才，面向全国招生，代表的是进步僧人的利益。对于子孙派来说，既从表面上迎合了当时要求佛教开办僧学，提高僧人素养的时代要求，又可以通过养正院逐步培植本地势力，再以“闽人治闽”的口号去最大限度团结本地僧人，驱逐外地僧人，最终夺回对南普陀寺的控制权。
养正院的创立，使子孙派得以逐渐积蓄力量，但在弘一法师的领导下，他们晢时还不至于明目张胆与闽院撕破脸皮起冲突。而闽院方面，虽然学生可能也会有所不满，但在院长兼寺庙方丈常惺息事宁人的态度下，双方虽时有摩擦，倒也能相安无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源在于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重新瓜分全世界殖民地的强烈欲望，而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这个矛盾。所以说，出现矛盾之后，如果不去化解，只靠压制或退让，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必然会转化成质变。厦门南普陀的这次浴室事件，根源在于新旧两派争夺对寺庙的控制权，除非外地僧人从寺庙的管理岗位上全部退下来，甘心情愿接受子孙派的管理，甚至解散闽院，全部外地僧人返回原籍，或者本地子孙派僧人与时俱进接受新的思想，放弃对庙产的执着，否则双方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一点小小的争端都可能爆发大的冲突。
两三天前，闽院和养正院的两个学生打架，而闽院学生只是被教务主任做了记过处理，这使得养正院一方对外来僧人的不满逼近临界点。浴室事件，就好比煤气泄露的房间内，有人划燃了一根火柴，终于引想了大爆炸。
11月29日浴池事件发生时，养正院的主事者弘一法师并不在南普陀寺，而是在鼓浪屿日光岩闭关修行，院务由教务主任瑞今和学监广洽代为负责；闽院方面，院长常惺法师刚刚应邀去了上海开佛教会议。当双方在浴池相逢之时，养正院一方有学监、教师等在场，闽院在场的都是普通学僧，在职位上和气势上就低人一等。养正院强行要即将结束洗浴的闽院学生让出浴池，而闽院学生因平日频频遭受子孙派的白眼，再加上对方的无理要求，因此产生逆反心理而有所耽搁。于是，小小的口角之争终于演变成引爆双方积压已久之矛盾的一根导火线。趁着双方的最高领导都不在寺庙，子孙派对外省僧人的冤气终于爆发了，言语口角之间，大起争执，继而仗着人多，要教训一下这些“霸占”他们的祖业、有着新思想的“外江人”，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自古以来，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受到旧事物的压制，旧事物会极力阻止新事物的发展。其实在民国那个佛教改革的年代，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仅此一役。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在镇江接管寺庙财产准备举办僧学，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发生了“大闹金山寺”事件，协助太虚大师的仁山法师就被保守派二十多人殴伤，太虚大师因在南京，刚好躲过一劫，以他的声望，尚且不能免，何况其他僧人。巨赞法师在湖南的《大刚报》上发了一篇通讯，报导贵州省将一些寺庙改为学校、工厂的情况，想以此警醒佛教界守旧的寺庙住持们要顺应时势，主动拿出庙里的钱来兴办僧学，避免被政府或地方上强行征收用以办教育办工厂，结果保守派放出风来要迫害他。后来幸亏有人通风报信，在朋友的掩护下，他连夜下山逃往广西桂林，才得以保住小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