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今，我对着镜子，望着那双大眼睛，左眼的疤痕还清晰可见。这是三次手术后的印记，直到现在，我才觉得美丽起来，因为那是我与父亲最为特殊的回忆。

那年，我刚上大学。年少的我，摸着眼睑上米粒大小的包，忽然有些敏感起来。想到某年数学课上，老师讲到的对称美，我竟有些不安。这个自生下来，陪伴我20年的东西，让我从毫不在意变得对它格外关注起来。

怀揣着要割掉它的想法，我度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后，我便告知父亲我想要做手术的想法。父亲说：“那我明天陪你去医院看看吧！”殊不知，因我的一次心血来潮，却打破了原本平稳的生活，自此走上了艰辛的求医之路。

20岁生日那天，父亲陪我在所在的小镇里，走访了几个医院，了解我眼睛的情况。

"这个手术比较难啊！做不好，有可能伤到泪腺，这辈子可能都无法流眼泪了。”一位中年女医生边洗手，边对我和父亲说。“这个位置离眉骨比较近，不好处理啊！”另一个同科室戴着眼睛的男医生，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我望了一眼父亲，原本轻松的神情上有了一丝凝重，我也变得担忧起来。原本以为是个小手术的我们，不曾想是这样的结果。

“要不我不做了吧！”走出医院的我对父亲说，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心，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别听医生吓你，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在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看了看，便让我检查，看过片子后，说“问题不大，可以手术！”便安排我住了院，就这样，毫发无伤的我，腕上带上了一个属于病人特殊标志的环。

第二天检查各项身体指标后，我和父亲被医生叫到跟前，和我们说着手术相关的事宜，我忐忑地在上面签了字。

第三天，我被医生带着来到手术室，父亲站在门口，望着我进去，我回头望了一眼，这个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的人，眼睛里有些浑浊，眼角上满是皱纹。

躺在手术室里，我被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在外面，一位主任和接诊我的男医生（助手）谈笑风生，打破了一贯我认为手术室中本该肃穆紧张的固有想法。手术开始了，我知道要注射麻醉了，可是医生一直还没有下刀，我静静等着，任人宰割，冷不丁的，医生的刀划开了我的皮肤，像划豆腐一样，没有疼痛，麻醉什么时候上的就不得而知了。医生在里面割裂着，我眼睛被挤压得让我有些喘不过气，那个助手不停用棉球点我的眼睛，我知道出了不少血。

医生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在里面使着十八般武艺，最后助手对主任说取出来了，像一颗宝石。我松了一口气，后面就闻着一股皮肤烧焦的味道，呲呲的声音，一个电钻似得东西撕咬着我的眼部，疼得我全身发汗。

医生给我缝着针，贴着纱布，就这样，我就下了床，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看我出来，父亲急忙过来要搀扶我下楼梯，我倔强得示意要自己走下去，却丝毫没有顾及父亲的心情。

                                                                  （二）

六个月后，一天清晨，我从学校醒来，隐隐觉得左眼肿着，我对着镜子一看，吓了一跳，肿得像一颗杏仁，去医务室求医之后，医生得知我做过手术，给出了复发的推论。我不敢去上课，怕同学看见我的样子。慌乱的我打通了父亲的电话，那面的他还在工地上干活，嘈杂的声音中，我说了自己的情况。

“不行，请假回来吧！”

“可是我还有课啊！”

“你这样也没心思学习啊”

            ......

向导员请假后，我从西安坐地铁，辗转多次，乘上了回家的大巴。我记不清我是怎样遮遮掩掩，一路上埋着头，穿越了270公里的山路，回到了这座安详静怡的城市。

几经周折，在相同的医院，相同的医生，相同的手术台，做了相同的手术。唯一不同的是，好久不见的父亲，晒黑了些，头发白了些。

                                                               （三）

三个月之后，正当我沉浸在暑假的欢愉之中，那让人害怕的左眼竟又肿了起来，这次越发严重些，全家人都慌了，不知怎么办。父亲，拿热毛巾给我敷着，不厌其烦。我突然想起了，听母亲说，小时候家里穷，夏天天气热，父亲在床头拿扇子，不停歇给我扇着，不觉鼻子一酸。

“去西安看看吧！这里眼科的医疗条件有限，爸说什么，也给你看好！”

            ......

就这样，收拾着行李，我和父亲来到了西安，这座我上学的城市。它让我熟悉而陌生，走出大巴的出站口，人潮涌动，我戴着墨镜，遮挡着我那可笑的软弱。经历了两次手术的我，此时心情已经低落了极点，我怕别人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我，却丝毫没有注意到父亲正在向出租车司机询问着。

西安的出租有多贵？父亲和那人讨价还价着，我像一个旁观者，一言不发，仿佛得病的是父亲，不是我，仿佛得病的是口和心，不是眼，我竟对陪伴我的父亲熟视无睹，在这个我了解的城市。

最后100元把我们拉到了第四军医大医院，这是父亲出发前托人打听的眼科最好的医院。

来到医院后，熙熙攘攘的求医者，或沉重的面色，或焦急的等待。在这阴郁的医院里，我头一次感受到了求医的无奈。

父亲排队挂好号以后，我测试了视力等等，就来到了门诊。一位女医生，在我摘下眼镜后，也吓了一跳，简单的用仪器看过后，说这个要挂专家号，但是专家是轮诊，下周三才来医院。

由于没诊断，并不能立刻安排住院。我不禁烦躁了起来，不懂事的我，对父亲说，“我们去住宾馆吧”，父亲有些犹豫，说着：“这次出来，看你的眼睛，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能省则省吧！”

我的心里有了一丝不快，赌气地坐在了医院楼下的椅子上，父亲坐在另一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直到天色暗下来，我也没和父亲说一句话，我抬头望了一眼他，身体有些佝偻，像一个雕塑，在夜色下。

父亲点燃一支烟，走到我的身边，边吐着烟，边递给我一根。

“知道你抽的，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母亲的。”

我一愣，有些诧异，接了过来，抽烟是不久之前学会的，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的。

父亲看了看我一副被挫折打败的颓废样子。

“怎么？经历这点磨难都受不了了，你看看这医院，来来往往的人，哪一个不是磕磕绊绊，被病折磨着，况且你这只是小问题，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你应该坚强起来！”

西安的夜有些灰蒙，我和父亲走进了医院的走廊，在椅子上准备休息。父亲拿出了他的衣服折好给我垫着，自己便靠着，闭上眼。我看着楼道的灯光明晃晃，没有安逸的床，也昏昏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叫醒我，便去买早饭了，我在原地看着行李。不一会儿，拿回了包子，豆浆，还有干硬的饼。我狼吐虎咽的吃了起来，忽才觉得是肉的，父亲拿着饼一口一口，不紧不慢的吃着，我咀嚼得嘴慢慢停了下来，把还有一个包子和豆浆递给父亲，他摆摆手，“你吃就好！你这手术前，可不能缺了营养！”

想起了昨天初来一路上的状态，我内心有了一丝内疚，觉得我真是个混蛋。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就这样坐着，医院的人群像散场的电影，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没有停过。我和父亲端坐着，偶尔说几句话，除此之外，也不知道做些什么。晚上便在老地方（椅子）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最后一晚上，父亲提出，“我们去住宾馆吧！”我有些惊奇的看着他。

“不用这样看着我，明天要排队，预约专家，今晚上不休息好怎么行!”

来到一家宾馆，200元一晚，我和父亲开了一间房，睡在梦寐以求的床上，软软的，我却不觉一丝美好了。

第二天，六点多，父亲便拉我起床，来到了医院，浩浩荡荡的队伍，大包小包的，有人坐着等着，有人带着孩子，队伍中间光被子行李都摆了一大摞，这是占位的，专家由于走访各个医院，每次待的时间不长，所以号也有限。我望着这群同病相怜，比我处境困难的人，有了一丝羞愧，同情。

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挂了求之不易的专家号，我和父亲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头顶的阴霾一扫而空，仿佛连天气也变得晴朗起来。

见到专家后，是一位中老年人，颇有经验的他，在拍过片子后，通过我以往的就诊情况，判断出了应该是之前手术切除的肿瘤没有处理干净，所以反反复复发作。

安排我住院后。不久，就给我安排手术，护士推我往手术室走，父亲一路跟着，我躺着被蒙着左眼，右眼倒望着，连父亲的样子也看不真切。进了电梯之后的几分钟，直听见护士说：“病人的家属止步。”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这段日子父亲的陪伴与包容，默默的对自己说了一句“你该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