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2、苏轼居官期间，每至一处，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
3、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
4、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5、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6、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
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
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
苏轼
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应属于儒家；另有人认为是道家的；更有甚者，说是儒道两家的合二为一。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先不管东坡居士的思想观念，说到人生的品味，我认为，苏轼还真有自己的一套。吟诗作对自然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大文豪，作诗当然是件快心的事同时也是他发泄内心忧愁的手段，《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便是他的真情流露。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只是吟诗作对，可能是他觉得人生应该丰富点，也可能是他的上进心所致，参加科举考取进士，从此名声更大了。
生活中的苏轼，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苏东坡虽没有四妾，但有三妻，而且一个比一个好，第三个就是他最喜欢的。在吃的方面，自然少不了苏轼的身影，他亲手泡制的东坡菜迄今流传。苏轼还是一个性情中人，要不然，当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陈季常之恶妻的行为，为什么会有“河东狮吼”的有感而发呢？
这些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可以知道，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人生是积极的，是一个标准的乐观型。对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颇有人情味的苏轼是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的。用自己的才能考取功名，为的是有更大的作为，而儒学的观点也是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所以我敢肯定的是，在苏轼经临黄州赤壁之前，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
苏轼考取了功名，官也做得越来越大，这表面看起来对他似乎是一件好事，然而却是给他埋下遭人“攻击”隐患。苏轼没有城府，也没有意识到官场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他是个上可以服侍皇帝、太后，下可以与乞丐席地而谈的人。“乌台诗案”之后来到黄州赤壁，苏轼算是“突围”了。在这里，他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对于这次的遭遇，他感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也看透了人心的险恶与官场的黑暗。他在这里写下了《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些文章表现的道家意味，又构成了他思想观念的另一方面。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有人要向老子问道什么，恐怕他也只能回答一个字----道。那么，既然有人说苏轼是道家的，他应该对道有所感悟，然而我认为苏轼到此时仍不属于道家思想。
苏轼被贬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做官，对于一贬再贬，苏轼只能表现出忧愁的情感。以前，他喝酒是为了品尝，之后，喝酒是为了消愁，证明他还是想当官，而且想做回到以前的大官。老子，庄子，列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很厌倦官场。因为他们认为封建时代的官场十分黑暗，进入官场就使自己的行为受到约束，身不由己，这样是把无限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