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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的记忆。

装满矢镞的箭囊有时表示一场战争的临近，有时又代表收获丰厚的狩猎，还可以是出售兵器的商店；沙漏可以代表已经或正在流逝的时间，又可能是制作沙漏的作坊。

语言当然比那些物件和手势更能表达每个省份和城市的重要的事物：建筑、市场、风俗、植被和动物；但当波罗讲述那些地方每天每夜的生活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结果，还是回到用手势、表情和目光来表达。

于是，在用准确的语言讲述了城市的基本情况后，他会对每座城市进行一番无言的评论：伸出手掌，掌心或手背向上或向两侧，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动作迅速或缓慢。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对话方式；可汗戴满戒指的白皙的手动作庄重地回答商人结实灵活的手。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日俱增，他们手的动作也就开始采取固定的姿态，这些姿态代表各自在各种时刻的心情变化。而代表事物的词汇为丰富的实物样品所补充更新，无声的评论趋于封闭和定型。双方对采用语言对话的兴致逐渐在减少，他们的对话，大部分时间是在沉默与静止状态下进行的。

见到身材不高但苗条纤细的年轻姑娘，在浴缸里悠闲地浸泡着，在悬空的喷头下弯腰屈身，在沐浴，在擦拭，在喷香水，或者在对着镜子梳理长发。阳光下，喷头里洒出的扇面形水线、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柱、喷出的水丝、溅出的水花和海绵浴刷上的皂沫都闪动着七彩光。

古人在湖畔建造了瓦尔德拉达，有阳台的房子层层叠叠，高处的街道临湖一面都修了护栏和围墙。来到此地的游人便能看到两座城市：一座临湖而坐，一座是湖中倒影。无论湖畔的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什么，都会在湖中的瓦尔德拉达里再现出来，因为这座城市的结构特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能反映在它的镜子中，水中的瓦尔德拉达不仅有湖畔房屋外墙的凹凸饰纹，而且还有室内的天花板、地板、走廊和衣柜门上的镜子。

瓦尔德拉达的居民都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镜子里的动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别的尊严，正是这种认识使他们的行为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即使是一对恋人赤身裸体地缠绕在一起肌肤相亲时，也要力求姿态更美；即使是凶手将匕首刺进对方颈项动脉时，也要尽量使刀插得更深，血流得更多，因为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交合或者凶杀，而在于他们在镜中交合或者凶杀的形象要冷静清晰。

别是无言的，泪水在流淌。天气寒冷，所有人头上都裹着围巾。船夫的一声吆喝打断了所有人的拖延，旅客们聚集在船头，依然聚集在岸上的家人凝望着渐渐变小的游子；他们的面目已经难以分辨；海上有薄雾；小船靠近一艘抛了锚的大船，最后一个缩小的人影爬上了扶梯，消失了；人们能隐约听到锈蚀的铁链在拉起时碰撞锚链孔的声音。岸上的人们依然站在码头大石块上，目送着大船驶出海湾，不断挥动着白手帕。

我知道，我的帝国像一具沼泽地里的尸体一样在腐烂，它的病毒都已经传染给啄食它的乌鸦和把它当做肥料的竹子。

帝国是染上了疾病，并且还在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自身的伤口，而这是更糟糕的事。我探察的目的在于：搜寻尚可依稀见到的幸福欢乐的踪迹，测量它缺失的程度。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陛下，只要你做一个手势，就会筑起一座美轮美奂、独一无二的城市，然而我得去收集其他那些为让位于她而消失了的城市的灰烬，那些城市既不可能重建，也不会被人记起。

英明的忽必烈汗啊，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不能将城市本身与描述城市的词句混为一谈。然而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我若要给你描绘奥利维亚这座物产丰富的城市，表现它的繁华康泰，只能列举镶金镂银的宫殿和双扇窗台前的流苏软垫，庭院围栏内旋转的喷水嘴子在浇灌绿草坪，一只白色孔雀在开屏。但是，从这番言辞之中，你也能立刻就联想到奥利维亚城市上空笼罩着的煤粉和油烟怎样把房屋的墙壁弄得污秽不堪，吵闹喧嚣的街道上过往的拖车是怎样把行人挤到墙根上。我若要给你描绘市民如何勤劳，就得提及散发着皮革臭味的鞍具店，边说边笑着编织棕席的妇女，还有推动磨坊水车的运河流水。但是，这些词句在你明智的内心里，唤起的印象却好似铣床齿轮咬合的心轴，按照预定的转速，经千万只手的轮班操作，千万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若试图说明奥利维亚人如何倾向更自由的生活和精细的文明，就会讲述那些驾着灯火通明的独木轻舟，唱着歌儿在夜色里划过青色河口的女人；不过，也只是提醒你，每夜都有成队的梦游者一般的男男女女涌向市郊，总有人在黑暗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引起串串玩笑和讥讽。

踏进以埃乌特洛比亚为首府的地区，旅人见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散布在起伏不平的高原上的许多城市，她们大小相同，形态相似。埃乌特洛比亚不是一座，而是所有这些城市的名字，每次只有其中一座住人，其余都是空城；这情形总是依次出现。我来告诉你们其中的原由。如果有一天，埃乌特洛比亚的居民厌烦了，再也忍受不了他们的工作、亲属、房子、街道、债务，以及那些他们必须打招呼的人和对他们打招呼的人，全城市民就决定迁移到邻近那座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崭新的空城里，在那里，每个人都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娶一位新的妻子，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新的景致，每晚跟新的朋友做新的消遣，谈新的闲话。于是，他们的生活在一次次搬迁中不断更新，而每座城市的方位、倾斜度、水流和风向都使她显得与其他城市不同。因为他们的社会是有序的，人们的财富和权利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从一个职业换到另一个职业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多样化的职业保障了人们工作的多姿多彩，以至于极少有人要在一生中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

这样，城市在她空着的棋盘上不断移动着，重复着她始终如一的生活。居民们反复演出同样的场景，只是更换了演员；他们重复着同样的台词，不过改变了口音而已；他们张开不同的嘴巴，打着同样的哈欠。

是观看者的心情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如果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你对她的认识就是自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沟、下水道口的盖子、鱼鳞和废纸。

可汗在皇宫高高的阳台上，注视着帝国的壮大增长。起初是边界线容纳进了新征服的领地，然后是前行中的军队开进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只有茅舍零落的村庄、稻麦不生的沼泽、瘦弱多病的百姓、干涸的河床和芦苇。“我的帝国已经向外扩展得太远了，”可汗心想，“到了该让它向内生长的时候了。”于是，他梦想成片的石榴树林里熟透的果子裂开，穿着牛肉串的烧烤叉子在火上滴着油滴，地壳运动塌陷的地表露出闪光的黄金矿脉。

如今，连年的丰收把谷仓装得满满的。涨水的河流带来大批的木材，用做支撑庙宇和宫殿铜顶的大梁。大队的奴隶搬动若干座蛇纹大理石山，跨越了整个陆地。可汗注视着他的帝国已经遍布城市，重压着大地和百姓，到处是财富，到处是拥挤繁忙的交通，到处是过多的装饰和庞大的建筑，是复杂的等级结构，是臃肿、紧张、沉闷。

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唯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有两种神灵保护着莱安德拉城。两种神灵都非常细小，以至非肉眼所能看到，他们为数众多，以至无法数清。一种神灵栖身房屋的门口及室内衣架和伞筒处；在搬家时，他们也随着交出钥匙的住户，定居在新住所里。另一种神灵就在厨房里，喜欢藏在炊具下、壁炉罩里，或者在放扫帚的储藏间里：他们属于房屋的一部分，当住户搬迁离去之后，他们仍留下来，与新来的住户做伴。在房子建造之前他们就或许已经栖息于当地，躲在杂草丛中，藏在生锈的罐头盒里；如果把房子拆掉，再就地建造一座容纳五十户人家的楼房，那么他们的数目肯定也会相应增长，分别安身于五十个厨房之中。为了对他们加以区别，我们把前者称为宅神，后者则称为守护神。

在一所房屋里，并不是宅神总和守护神泾渭分明，互不混淆。他们互相交往，一起在飞檐和暖气管道上散步，就家政加以评论，他们很容易发生争吵，但也可以和平共处上几年；如果让他们排成一行，你肯定分不出谁属于哪一类。守护神看着带着不同出身和风俗的宅神穿墙而来；而宅神则要跟衰败了的豪华宫殿里傲气十足的守护神争抢地盘，与铁皮破屋里火气大疑心重的守护神设法相处。

在水城斯麦拉尔迪那，一张运河渠道网与街巷道路网相互交织着。从一处到另一处去，你总有陆路和水路可选择。在斯麦拉尔迪那，两点之间最短的路线不是直线，而是具有多处分支的曲线，因而供行人选择的路线就远远不止两条，倘若你喜欢水陆两种交替使用，你的选择余地就更大。

于是，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就省却了每日行走相同路线的厌烦。不仅如此，行走的路线绝不只限于一个层面上，而是一路上有上上下下的台阶，有驻足的平地，有驴背式的罗锅桥，还有架空的路。各段不同层面的路线组合变化，能使每个居民每天去同一地点时观赏不同路线的景色。在斯麦拉尔迪那，最平常最宁静的生活也不会千篇一律。

在几个世纪的衰败过程中，几度瘟疫闹得城空人尽，梁柱檐篷坍塌了，地势变化了，昔日的巍峨不见了，人们心灰意懒，人去街空；然后，躲过灾难洗劫的幸存者又逐渐走出地窖和洞穴，不仅像耗子似的急于搜索和啃咬，而且像鸟雀一样抓紧收拾和补缀。

克拉莉切又经历了几番衰败，几番复兴。人口和风俗也多次改变；只有名字、地方和那些打不破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每次新兴的克拉莉切都像有生命的肌体一样，有自己的气味和呼吸，把死去的克拉莉切的那些碎片当做至宝向人炫耀。

莱奥尼亚每天都在更新自己：清晨，人们在新鲜的床单被单中醒来，用刚从包装盒里拿出的香皂洗脸，换上崭新的浴衣，从新型冰箱里拿出未开启的罐头，打开最新式样的收音机，听听最新的歌谣。
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昨天的莱奥尼亚的废弃物包在塑料袋子里，等待着垃圾车。除了挤过的牙膏皮、烧坏了的灯泡、报纸、容器、包装纸，还有热水器、百科全书、钢琴、瓷器餐具。莱奥尼亚的富足，与其以每日生产销售购买量来衡量，不如观察她每天为给新东西让位而丢弃的物资数量。你甚至会琢磨，莱奥尼亚人所真正热衷的究竟是享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还是排泄、丢弃和清除那些不断出现的污物。当然，清洁工们像天使一样宽容大度，他们的任务是将昨日的遗物搬走，充满敬意地、默默地、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虔诚工作着，也许是因为人们一旦丢弃这些东西，就不愿意再想它们。
至于清洁工每天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何处去，从未有人问过：肯定是运到城外。但是，城市在逐年扩大，清洁工就得越走越远；垃圾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所占面积的半径也越来越大。另外，莱奥尼亚新材料的制造工艺越来越高，垃圾的质量也随之越来越高，经久耐腐，不发酵，不可燃。于是，莱奥尼亚周围的垃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像一座座山岭耸立在城市四周。

结果是：莱奥尼亚丢弃得越多，就积攒得越多；她过去的鳞片已经焊成一副无法脱卸的胸甲；城市一面在每日更新，另一面在把一切都保存于唯一一种形态中：昨日的废物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废物之上。

莱奥尼亚的垃圾也许将一点一点侵占整个世界，不过，这漫无边际的垃圾堆最外围的斜坡那面，也还有其他城市在排泄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也许，莱奥尼亚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已布满了垃圾的火山口，各自环绕着一座不断喷发垃圾的城市。这些彼此陌生并敌对的城市之间的边界，就是一座座污染的碉堡，各个城市的废物相互支撑，相互重叠，混杂在一起。

垃圾堆积得越高，倒塌的危险越大：只要一个罐头盒、一个废轮胎，或一只大肚酒瓶滚向莱奥尼亚，就会引起破鞋、陈年日历、枯花的大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与邻近城市的周边混合在一起，终于彻底干净了。一场大灾变，把肮脏的群山夷为平地，每日更换新衣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经准备好压路机的城市，则等待着平整这块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大疆域，让自己的清洁工走向更远的地方。

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

阿尔嘉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的不是空气而是尘土。道路都满布着灰尘，房间里的泥土一直塞到屋顶，每座楼梯都另有一座反面楼梯，每个房顶都压着一层层岩石，好像多云的天空。居民是否能够在城里走动，是否得挤在虫蚁的地穴和树根伸展的间隙中，我们不得而知：潮气摧毁人体，使他们没有多少力气；最好还是躺在那里不动弹，反正是一片黑暗。

今年，我终于又掀开窗帘，整个窗口框住的只有一张张面孔：从这个角到那个角，上下左右，远远近近，在众多扒着前面的人肩膀的手之间，到处都是静静的平平的圆脸，带着一丝微笑。就连天空都消失了。我索性离开了窗户。现在我要活动也不容易了。我的房间里有二十六个人：我要挪动双脚，就得打扰地上蹲着的人。我在坐在五斗柜上的人的膝盖和轮流靠在床上的人的肘臂之间挤过：幸好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人。

【我的书评】
这里的事件描述好有趣。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作者在描述完成上一个生命的故事之后，紧随之后的便是开始讲述引发上一个生命的故事的原因，也就是下一个生命的故事。就像是诗词里面的顶真修辞手法一样，又像是玩游戏时候的成语接龙。

在莱萨，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孩子从窗口朝着一条跳上棚顶去叼一块玉米饼的狗发笑；那块饼是脚手架上的瓦匠掉下来的，他当时正向下面的女招待高喊：“我的小宝贝，让我尝尝吧！”女招待端着一盘西红柿肉酱面满心欢喜地送给一位伞匠；伞匠正在庆贺交易成功，那把白色花边的阳伞被一位贵夫人买去到赛马场上炫耀；贵夫人爱着一位青年军官，马背上的军官在跳跃最后一道障碍时朝她微笑，他很幸福，可他的马更幸福，因为在跳栏时看到空中有一只鹧鸪在飞；鸟儿刚刚被一位画家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快乐的画家完成了一本书上的插图，描绘出鸟儿的每根红黄斑点的羽毛。

关于安德里亚居民的性格，有两种美德值得一提：自信与谨慎。他们坚信，城市的任何改革都会影响天象，在做出每一变革决策之前，都要对给自己、城市和整个世界带来什么风险与利益做一番认真的权衡。

点评

伊塔洛·卡尔维诺出身于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之家，父亲是在大学执教的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弟弟是地质学教授，连两个舅舅也都是化学家，要命的还娶了两个化学家的舅妈。在这样的理科之家，卡尔维诺自嘲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

如果对卡尔维诺的文学造诣，你还不甚了解。那么，我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客观评价：卡尔维诺在世时，瑞典文学院没有跪在他面前，求他收下诺贝尔文学奖，是诺奖永久地、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份跪求名单，起码还应该包括托尔斯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纳博科夫、沈从文以及鲁迅......世界上最重要文学奖的评委们，也常有犯糊涂的时候。

《看不见的城市》无疑是本「诗的书」。在这本书中，作为文学基本构件的语言成了神秘试验的原材料，被装进试管和烧杯混合加热，伴着炼金术士的偏执，反复提炼，最终萃取出薄薄一百来页的小书——一本短篇小说。

写一本短篇小说有多难？这让我回想起上小学每次写作文的苦，为了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都是有字数要求的，三年级以前要求必须写到300字以上，对于小学生的我来说，简直相当于一场万米长跑，每次写出一小段立马停下来数字数，东拼西凑终于迈过终点线，马上鸣金收兵绝不恋栈，古人不是说一字抵千金，才不会那么容易便宜老师一个"以上"呢。后来，随着年级的升高，字数要求层层加码，变成500字、800字、1000字，对于我这种不善言辞，又尚未掌握作文技巧的小学生来说，每次都苦不堪言。当时要是有同学怀揣以后靠爬格子赚钱的梦想，几年下来，也消磨殆尽了吧？直到升上初中，有次语文老师对我们抱怨字数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觉得要求字数很难，其实作文字数要求少更考功底」，当时心里面的想法有两个，一是不明觉厉，二是跪求老师提高难度。

单从技艺上讲，把文章写短的确很难。长篇小说能够以诸多感觉，众多忧伤和欢乐使我们受到作品的感染。长篇小说家可以慢条斯理地写，他有足够的空间转来转去，营造氛围，酝酿感情，既便有一两处失败，对于全局也并无大碍。漫漫长篇，换个角度重新再来又有何不可。但是对于短篇小说家来说却必须做到简明、凝练以及精巧，所有的元素都必须进行有力的压缩。如果把写小说比作投箭入壶，长篇小说家可以有上百次机会，而短篇小说家只有一次，不成功，便成仁。

回到《看不见的城市》，翻开小说你会发现这本书被无处不被既精准又模糊、充满意象、富于情感的结晶所覆盖，彼此之间用具有节奏感的蜘蛛丝串连，融为一体，在关于城市的想象、象征、寓言和隐喻的空间中，展开对异域都市的描绘。语言的精练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另一种由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当语言被提炼简约到一字不可删的状态，美妙的化学反应就此产生，读《看不见的城市》，近乎于读诗。

《看不见的城市》最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它建筑般的结构和几何图像的美。卡尔维诺奇妙的形式和他有名的“轻盈”，如同作家的金字招牌被广为传颂。遗憾的是，这些特征在读者群体中逐渐变成对作家的刻板印象，高墙似的阻挡着读者对卡尔维诺作品更深入的探索。

《看不见的城市》由两大部分交替构成，其一是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之间的对话，在文中以斜体字印刷；其二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描述他旅途中所经城市。全书共9章，每一章的开始和结束是两人的对谈和诘问，正文共讲述了55个城市, 涉及11个主题。

卡尔维诺最初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当这些文件夹被渐渐装满时，关于城市的篇章像砖瓦一样，被打乱、重新组合，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即使后来写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些意象和结构都更为复杂的作品之后，卡尔维诺在诺顿讲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依然略带偏爱的认为，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含义最丰富的仍然是《看不见的城市》，因为在他这本书中把他的各种考虑、各种经历与各种假设都集中到同一个形象上。这个形象像晶体那样有许多面，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和主从关系。

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每个概念和每个标准都有两重性，概念与主题「相互交替，相互交织」，正如城市里蜿蜒曲折的街道，城市间笔直宽阔的乡道，一条街引你走上引一条街，一条大路让你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小说的繁复性，以及因繁复所展现出的空间性，进而构成的对城市形象的模仿，还不止是限于表面形式上。如果再继续深挖就会发现，《看不见的城市》在章节主题的指涉上，也潜藏着相互交织的线索，每一条线索都是向外延伸出去的路，拓展小说创造的空间，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可能性。

总之，这是一座没有官方推荐的旅游路线图的城市，它邀请甚至鼓励读者化身成「漫游者」，尽情依照自己的喜好，在城市间游荡，顺着一座城市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到进入下一座城市的钥匙，或者干脆直接享受迷路和发现的乐趣好了，或许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者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

卡尔维诺借马克·波罗之口讲出小说的目的和奥秘：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方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地警惕和学习：在地狱中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如果要写一个女人跳轨自杀的故事，一篇新闻报道的篇幅足够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警示教育意义讲得一清二楚，何苦去写（读）一本洋洋洒洒厚近千页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作者在用文字搭建一套VR系统，把人最细微、最难以捕捉的感觉精准还原给读者。

小说这个行当从古至今都是自由的乐园，你只需要稍稍具备想象力和说故事的能力，小说之门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敞开。它没有拒绝过盲目的吟游诗人、循规蹈矩的保险公司小职员、抛家弃子的自私鬼、生性孤僻的美国老头，还有半路缀学的未来律师。如果你不指望靠它养家糊口（除开赶上网络好时代的今天，其他小说作者要靠它养家糊口也真不容易做到），甚至可以不需要读者，吃饭工具也简单到寒酸，有纸有笔，随时开工。

在《看不见的城市》几段对话里，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化身成双方的代表，一个是抽象化的、纯粹理性的、铺天盖地而来的、让世界臣服的概念思维；另一个是专注的、兴味盎然的，把目光聚焦到经验的、记性的、眼前一棵树的、一片林子的实体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