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工地那天已是傍晚，老公领我去他住处。一间办公带住宿的小屋，说详细点就是屋地中央两张办公桌，靠两面墙安放两张小床。条件属实不太好，那床人一坐上去吱嘎乱响。不过，我到不在乎，半年没见他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哪怕是住露天地也幸福的感觉。
天终于黑了，几个工友老乡吃完晚饭过来看看，说说笑笑一会儿，也都回去休息了，老公胡乱洗漱一番就要关门睡觉，我嘴上笑话他，心里也巴不得夜晚快点来临。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确实很累，也就半推半就，虽说老夫老妻，长久分离，干柴烈火，正当火星儿噼啪乱冒时，“砰砰砰，砰砰砰”，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老公气得骂娘，支起身子不是好声问，“谁？”“我。”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这是谁呀？”“老黄”老公的气突然消了，摸索着穿衣去开门。我赶紧用被子蒙住脸。老公打开门，走廊明亮的灯光射进来，门缝儿的强光里矗立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黄工。
黄工不是他名字，是黄工程师的简称，工地上都这么称呼。黄工是监理公司派驻的监理，监管着老公的工地，说哪里不合格哪里不符合要求，老公就得停工或返工，所以老公对他恭敬有加，经常请他吃喝，不敢怠慢，但黄工并不接受，多次拒绝。老公说他人特别，整天板着个脸，让我少跟他接触。
黄工住老公对面，走廊很窄，房屋很简易，不隔音，那晚黄工外出回来的晚，并不知道我来，听到一点异常动静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平时老公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觉，所以黄工敲门。第二天他看到我很不好意思，挠着脑袋说弟妹对不起。我觉得不算什么。
工地上的人都异常辛苦，远离家乡，常年累月在外奔波劳碌，住工棚，吃食堂。黄工也不例外。有时我去集市上给老公买好吃的，也给黄工带一份，一只烧鸡或是一块猪头肉，敲门，送到他屋里。他屋里很干净，一床一桌一椅，床上被褥规规矩矩。每次他都推拒着不要，我扔下就跑了。隔几天，他就会回赠我点东西，一袋瓜子了或是一包地瓜干儿。他说是老家寄来的，纯绿色。老公看到有点吃惊，酸溜溜的说你跟他处的不错呀。
监理的工作比较清闲，无事时他就跟门卫大叔坐在大门口，一坐小半天。两个人，两把椅子，一高一矮。黄工坐矮的。高高大大的坐一把小矮椅子上，蜷着腿，低头玩手机，两个人也不说话。每次我从旁边过时他都笑呵呵点头招呼。有时我洗了衣服，去那边铁丝上搭衣服，铁丝高，我够不着，他就快速起来帮我搭衣服。有时我实在无聊，也跟他们一起坐一会，他就会把小椅子让给我，他坐草坪边上。有时我们闲聊，知道他家是山东人，媳妇种地，儿子念大学。他也跟老公一样，在外打工十几年了。我才细细打量他，竟然是五十岁的人了，很年轻很有青年人的帅气。
我们住的地方湿气大，屋外院子里草坪多，所以小虫子特别多。天气渐渐凉了，小虫子也找温暖的地方，每天早上起来，屋地上都是一层密麻麻细长的黑虫子，有点恐怖。尤其是门口的大厅地上，每天早晨我去扫虫子，只要黄工一看到，就非抢过我手里的笤帚，他说我来扫，我来扫。他怕我会害怕。他扫过了，我再拖地。
黄工不仅帮我，也帮他们一间房子里住的另一个女人。我忘了说，这房子里住了他们三个人，我老公，黄工，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他不帮她扫虫子，他帮她炒菜。那女人是他们一个食堂做饭的，有事她不来，黄工就替她炒几顿菜。那女人回来了，吃过晚饭就跑去黄工屋门口，说感谢他的话，黄工不让她进屋。每当这时，老公就在屋里说黄工的坏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