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一词由来已久：《菜根谭》有语“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唐朝诗人牟融送友人之时写到“衣冠重文物，诗酒足风流”；杜牧亦有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风流一词，往往与六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刘义庆所编纂的《世说新语》正是六朝人物风流的集中体现。
超凡脱俗的性格
《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了东晋名士王子猷的故事：大雪之夜，王子猷一觉醒来，开门饮酒，看见屋外一片洁白。心生彷徨，于是吟咏起《招隐》，忽然想起远在剡县的戴安道。兴致所至，即刻乘一叶扁舟冒着风雪去拜访友人。舟车劳顿，一夜过去，终于到达友人家门之时，却转身离开了。问及原因，他只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率情豁达、潇洒不羁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白雪纷飞，伴着皎洁的月光，乘着小舟去寻访友人，本身就足够浪漫了。一夜风雪，一路诗意感慨，在到达终点之时已然兴尽，又何必再叨扰友人。“兴”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王徽之未必就真的想见戴安道，访友或许只是一个由头，他真正找寻的难道不是那份诗意吗?
魏晋名士的脱俗，还表现在对钱财的态度上。王戎的父亲王浑去世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旧部下，怀念他的恩惠，相继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诚然，王戎本就是高门子弟，不需要像寻常百姓一样整日为生计奔波。可是正因如此，他才更能明白金钱的意义。难道有人会嫌弃财富多吗？那些说着钱财乃身外之物的人，有朝一日，真正拥有大笔的金钱的时候，还会如此以为吗？真正的超脱，不是未曾拥有时的不在意，而是经历之后的云淡风轻。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美色是比金钱更致命的诱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李自成冲冠一怒为红颜；李隆基为杨玉环荒废朝政……美色面前，多的是沉溺的君王和覆灭的王朝。王处仲曾经也沉迷女色，身体被弄得很疲惫。身边的人规劝他。于是他直接打开侧门，把几十个婢妾都放出去，任凭她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能如此迅速地舍弃原本沉湎之物，实现令人敬佩。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有人克制，就有人放纵。但做到如此收放自如的，非王处仲莫属了。
放浪形骸的肆意
人生在世，就注定要受到世俗的约束。大部分人都是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中的，但总会有例外。有些名士们就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
桓温在读《高士传》时，读到放陵仲子的传记，便把书抛开，说：“谁能用这种苛刻的、不近情理的做法来对待自己！”他人的经验只是根据他的经历所得出的，但每个人的经历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有时候，可能就是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甚至即使是大众普通认可的价值观，放在具体的个体之上时也可能是无效的。
当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探望父母之时，阮籍与其见面告别。就有人讥讽他不守礼法。阮籍直接回复：“礼岂为我辈设也。”伦理道德、世俗公约的确是每个人都应当遵守的，但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放纵做自己也未尝不可。世俗的赞誉诋毁，带来的感受也都只是一时的，人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的。
同为阮氏一族的阮咸，在对待礼法的态度上也同叔叔阮籍一样。阮仲容早就喜爱着姑姑家一个鲜卑族的婢女。在给母亲守孝期间，他姑姑要迁到远处。起初说要留下这个婢女，但起程以后，还是把她带走了。仲容知道了，借了客人的驴，直接穿着孝服亲自去追她，两人一起骑着驴回来。阮咸对待爱情的态度，让我想到陆游。明明和唐婉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被陆游母亲生生拆散。对比阮咸的放纵，陆游则顺从克制得多。但是放纵的阮咸最后得到了圆满的爱情，顺从的陆游只能怀着对唐婉的思念终老。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讽刺，迎合了他人就注定要牺牲自己，而满足自己有时候就是要背离世俗。到底如何抉择，很多时候往往无解。不是所有人都能抛弃他人的眼光和成见，义无反顾地去爱一个人的，也不是所有的义无反顾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放歌纵酒的无奈
中国文人历来热爱饮酒，而魏晋时期的名士对酒的痴迷更是令人震惊。饮酒本是极其平常的一件事，他们却饮出了风流。可以说，整本《世说新语》都是飘着酒香的。
毕茂世曾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当时的名士，并没有远大的志向，既无法为天地立心，又无法为生民立命。于是他们醉心于山林间，饮酒赋诗、炼丹养生。
连一向不喜做官的阮籍也会为酒“折腰”。步兵校尉的职位空缺时，因为步兵厨中储存着几百斜酒，阮籍主动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而那几百坛酒喝完之后，阮籍也就辞官离去了。
提到酒，还有一人不得不提——“酒仙”刘伶。刘伶患病之时，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还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戒酒。于是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你该赶快准备酒肉。”当他的妻子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时。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醇醇地倒下了。刘伶一生爱酒，甚至有醉死便埋的言论。
东晋名士对酒的喜爱程度，从以上三人的故事中也可见一斑。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人爱酒，可为什么魏晋如此多又如此痴迷？这与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王朝迅速更迭、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混乱，科举制度尚未出现，读书人根本没有上升的途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抵如此了，可是大量的情绪总需要一个宣泄的途径，于是他们纵酒享乐，企图用虚妄逃避现实。正如王孝伯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士本应以天下为己任，进忧其民，退忧其君，如今却只能一杯又一杯地麻醉着自己。这是名士的悲哀，亦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混乱的时代下，人们各自寻求生命的意义，刘伶有酒、嵇康有琴、乐广有尘尾、何晏有五石散，他们一齐构成了这副魏晋名士图，形成了独属于魏晋的风流。千年后的世人，再来品味这份风流之时，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份对自我的追求、对世俗的反抗、以及无可避免的对现实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