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开学季，第一批00后新生迈入大学。新一代传承即将开始，而对大学的追问从未停息。
好的大学是什么？一流大学因什么而一流？好的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大学生活对我们的一生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度过大学的年华？
从2009年开始，本刊记者陆续探访世界一流大学。希望这些追问与探讨，可以带你一窥大学精神的真谛。
《万物理论》剧照
剑桥大学
我记得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一对情侣走在墓地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幽灵（比如奥斯卡·王尔德），一起谈天说地聊人生。在剑桥，你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这种事情没准儿真会发生。
800年漫长时光所凝固的智性生活的尊严与魅力，提供了无数平行世界的入口：砸过牛顿脑袋的苹果树、拜伦游过泳的池塘、维特根斯坦深爱的后花园、图灵走过的石板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光顾的酒吧……
校长办公室的蒂姆先生还特地带我去国王学院的后花园，那里新竖了一个诗碑，上面刻着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蒂姆先生显然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并不如何欣赏他的诗，但据称是一个很有钱的中国人捐钱在这里建的。
剑桥大学 图 | Wikimedia Commons
在哈利·波特式的古堡采访剑桥大学的女校长爱丽森·理查德时，她专门提到剑桥的美，说这种美会渗透到学生的灵魂里，多年后变成他/她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大学校长，问了很多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剑桥本科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剑桥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剑桥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一所英国大学，它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剑桥如何保持与外面世界的距离等等。
这些问题女校长估计早已回答过一百次了。但对我来说，在此后四五年的大学报道里反复遭遇这些问题之后，如今重新回头看她的回答，才觉得深有共鸣。比如，“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剑桥的本科教育因其深度而享有盛名。这植根于一种思想，即发现、创新和探究新的领域是以教育和知识为前提的。剑桥的意愿很明确，那就是让本科生接受教育抵达乃至超越知识的边界。学习的重点不仅是关于已知的东西，还包括学术研究和发现，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培养批判性的、逻辑性的和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
麻省理工学院 图 | 麻省理工学院官网
麻省理工学院
一条查尔斯河划开美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前者遵循英国大学的古典精英教育模式，以培养现代绅士为己任，后者则秉承德国大学模式，强调研究与动手实验，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其中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知识是可贵的，但必须有用。
历史上，这所大学的发明和创造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经纬：电话、电磁铁、雷达、高速摄影、复印机、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GPS、癌症药物、人类基因图谱、激光、太空旅行……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所大学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从历史中去追寻，但更快捷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个体的故事中去找。当时我的采访本上记着这么一个问题，每个采访对象都要例行问一遍：“你所在的学科前沿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扎堆进去。
麻省理工学院 图 | Wikimedia Commons
在媒体实验室，我得到一个更有趣的回答——“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媒体实验室成立之初，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
但现在看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的整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原来的“人工智能”转向“拓展人类”。
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处。所以，大学从一开始就有宇宙论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认为这是大学所代表的最纯粹的意义——它是一个世界相遇、讨论、生产知识的场所。
在媒体实验室，这种相遇来得更加激烈、疯狂和有趣，因为这里崇尚“博学者”——你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很可能精通五个领域的研究；而且，他们相信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
海德堡大学 图 | Wikimedia Commons
海德堡大学
我的书架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素描册，是在海德堡古城附近的一个旧书店里淘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看。海德堡的山川、河流、古堡在铅笔素描中洗净铅华与喧嚣，干干净净地呈献在眼前，犹如童话。在越来越浮躁粗陋的日常生活里，我发现它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平静的力量，就像我在海德堡的追寻哲学之旅。
其实，很难说海德堡大学与哲学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只是那里有一条哲学家小路，因黑格尔经常在此地散步而得名。于是很多人谈到海德堡，都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哲学。
我带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去海德堡。今天的世界，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理解，而哲学2000多年来几乎在原地循环，为什么还要学哲学呢？对一个门外汉而言，这至少是一个诚实的问题。
我在海德堡重点采访了两位哲学教授，凯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学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科赫教授则秉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整整聊了三个多小时，回来后光整理录音就花了一个星期。其实，我到今天也没真正明白他的“时光之箭”的意思，但我记住了他的那句话：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真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确切地说，海德堡并不是德国哲学的标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个“路过之地”。德国历代大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就像我以一双路过者的眼睛，沿着哲学的边界游荡了一圈，瞥见了它的吉光片羽，却无法进入它的森林。
斯坦福大学 图 | Wikimedia Commons
斯坦福大学
有一种心理症状叫“耶路撒冷综合症”，真正的信仰者进入某种狂喜状态，他们穿的跟先知一样在耶路撒冷街头狂奔，自称目睹了哭墙的砖石打开，救世主弥赛亚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路上，在加州金灿灿的阳光下，在坐满了身穿套头衫、牛仔裤、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的咖啡馆里，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种让人疯狂的空气，一种类似大麻和摇滚的味道——人们都染上了一种“改变世界”狂热症。
在斯坦福大学，几乎我们采访的每一个人都会提到“改变世界”这句话。从“大一”新生、教授到系主任，每个人都希望用最少的资源，获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事实上，我们最初来到斯坦福，就是冲着这种“改变世界”的激情。斯坦福大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硅谷的心脏，也是整个硅谷的母体，而硅谷不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着未来几十年里更深远的变化（生物工程、纳米技术、认知科学）。
斯坦福大学 图 | 斯坦福大学官网
所以，用我们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这里已经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创业精神”视为斯坦福的灵魂吗？毕竟他们的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都说了，“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这里发生过太多传奇性的创业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雅虎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校园里几乎每一栋教学楼都顶着一位创业者的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除了捐钱盖楼之外，他们还会经常回来给后辈们上课、聊天、交流创业经验。
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学生们谈iPhone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Facebook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葛洛夫、思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
为了向我确认斯坦福的“灵魂”，文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给了我一本刚刚修订好的本科新生通识教育课程方案，封面上是罗丹的雕塑“沉思者”，旁边印着大大的黑体“Thinking Matters”。
上面列出了35门学科的课程，每门课程都以该学科最重要的问题开始，比如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来自哪里？为什么人类总是为制造与破解密码着迷？正义如何包含自由、平等与安全的理念？大脑如何运作？“哥白尼革命”如何影响了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日常行为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世界进程，个人又如何被世界事件所影响？进化如何奠定地球上生命多样性的基础？死亡是旅程的终点，或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哈佛大学 图 | 哈佛大学官网
哈佛大学
“21世纪怎么才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那里离硅谷太近，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感尤其强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大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完整的人”。但等到我们真正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哈佛大学这一期。
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通识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公共面孔”，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世界发生巨大变化时，大学应该如何帮助它的学生应付这种变化？
在“博雅教育”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哈佛大学 图 | Wikimedia Commons
事实上，每次从一所大学采访回来，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人生的各种局限性，但同时我也一次次告诉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远都只存在于自身。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就像大卫·丹比，一位《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48岁那年却突然决定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两门通识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他跟18岁的学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
这些都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作者，他们的书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在重读的过程中，他发现失落的自我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回到他的意识中；与此同时，这个自我还在扩大，伸展着自己。正如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