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痛苦和悲哀。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会与痛苦共存，而不是去摆脱痛苦吗？
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让未被觉察的思维控制着你的生活，痛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艾克哈特·托勒的《当下的力量》）
注：
苏格拉底强调“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主要是指对生命意义以及如何生活的思考，也就是要想清楚“生的意义，死的后果”。儒家强调自省，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主要是注重对自己道德、行为的反思。
《当下的力量》强调要时刻察觉自己的思维、情绪，这类似于佛家的修行，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有益的。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源自对现状某种形式的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无意识抗拒。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思维通常否认当下，并试图逃离当下。换句话说，你越是认同自己的思维，你就越感到痛苦。或者可以这样说：你越是接受当下，你受的苦就越少，也越能从小我思维中解脱出来。（艾克哈特·托勒的《当下的力量》）
注：
史铁生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二十一岁残疾、母亲早逝、女友迫于压力离开他、肾病进而尿毒症……
四十三岁的时候，史铁生写了一篇《墙下短记》，其中有一段讲述了他开始有“接受”的心态：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不必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在北京友谊医院“友谊之友”座谈会上，史铁生也讲到了对苦难的接受态度：
别总想着逃避困境：你恨它，怨它，跟它讲理，想不通，觉着委屈，其实这都还是想逃避它。可困境所以是困境，就在于它的不讲理，它不管不顾、大摇大摆地它就来了，就找到了你的头上，你怎么讨厌它也没用，你怎么劝它一边去它也不听，你要老是固执地想逃离它，结果只能是助纣为虐，在它对你的折磨之上又添了一份对自己的折磨。
有一回，有个记者又问我：你对你的病是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我想了半天也不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回答他，好象说什么也不对，说什么也没用，最后我回答：还是敬重。这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病，但是你说什么呢？讨厌它吗？恨它吗？求它快快滚蛋？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跟你下盘棋，这虽然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很可能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答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对困境，先要对它说“是”，接纳它，然后试着跟它周旋，输了也是羸。这不是阿Q，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展示他的癞头疮，以丑为荣；你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腿死了，肾也死了，但未必精神就不能赢，就不能活得更好。
在《与神为友》中，尼尔描述了应对困难、痛苦的五种态度，非常有道理：
当你面对一个你认为是困难的状况或境遇时，要立刻表达你的感谢，而不只是想到解答，或针对问题本身。借由如此做，你会即刻改变了你对它的观点，以及你对它的态度。
其次，祝福它，正如你母亲所做的。给它你最好的能量和你最高的想法。在这样做时，你将它变成了你的朋友，而非敌人；变成支持你，而非反对你的东西。
然后，接受它，并且不抗拒邪恶。因为你所抗拒的，会坚持下去。只有你所接受的，你才能改变。
现在，以爱包裹它。不论你在经验什么，你真的能将任何不想要的经验“爱”走。换句话说，就是你能“爱死它”。
最后，要喜悦。因为那精确而完美的结果就在手边。没有东西能拿走你的喜悦，因为喜悦即你是谁，以及你永远将是谁。所以，在每个困难面前，做一件喜悦的事。
史铁生是真正做到这五种态度的人，这也是他伟大与智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