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园
——谈世纪之交的困惑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想要长久流传于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作者所站在的角度与价值冲突矛盾，就必然超越其阶级与时代局限性，反映深刻的人性内在抑或历史发展的规律。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在“自然无情，发展永恒”的历史进程中巍然屹立，成为跨世纪的大师经典。而在我看来，樱桃园就是这样一部反映人性与内心矛盾，社会阶级与历史发展冲突的蜚声俄外，深刻影响几代人的传世之作。
樱桃园，首先从表层上，是俄罗斯贵族的一个庄园。但追溯到沙俄时代下的社会背景，便会发现，所谓的庄园并不仅仅是贵族们日常生活的领地；它实际上被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文化、审美甚至灵魂上的含义，是一种是能够传递情感，激发想象，甚至直抵灵魂的文化幻影。在这种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再去解读具有很深的庄园情结的契科夫，解读他所创作的以俄罗斯贵族庄园为红线背景的樱桃园，就并不难理解在这个新旧历史阶级变迁下的人世百态了。
抛开庄园本身，全剧对于女性敏感细腻内心的描写是与庄园存亡本身交相呼应的亮点。柳苞芙与其养女瓦丽雅，此两人的内心独白，精神状态大概能反映出两个时代下女性这一情感纤细的群体所表现出的困惑与妥协，而这同时也是时代交替下两个阶级由内而外不得不做出的抉择与改变。
柳苞芙作为老旧地主阶级的代表，其从小习惯的养尊处优，使她似乎难以适应正处于变迁的时代。在别人眼中，樱桃园抑或侵染了无数农奴灵魂的邪恶之地，抑或是无任何收益可言的一个障碍；但在贵族出身的柳苞芙看来，樱桃园象征着童年，象征着美好。她的内心与意愿，与那个沙皇农奴改革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要说樱桃园象征着地主快乐的生活的话，那么如果柳苞芙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改变，那么等待她的也许只有像庄园一样被破坏被砍伐被毁灭的命运。
而瓦丽雅，便完全不同于其母，并未随波逐流，反而是保持了一种勇敢前行保持愤怒，对于未来充满憧憬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正是符合新的时代的需要。活在当下，量力而行，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瓦丽雅拥有这自己的倔强与刚强。她也曾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拯救樱桃园：作为管家，她企图通过节省仆人的消费来挽救入不敷出的大家园，但却由此受到了下仆的嘲讽与轻慢，一切的努力都证明，依靠个人的力量与社会潮流相抗衡，都只是徒然而已。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其择偶方面，瓦丽雅选择与罗伯兴在一起，而并未在乎其祖辈世代为樱桃园奴仆的事实。她曾公开表态“如果有一百卢布，也会躲得远远的，到修道院去”，说明了其内心的独立。但瓦丽雅最终选择和罗伯兴在一起，大概也是看中了他身上所显露的符合新时代的特质——勤劳能吃苦，面对亿贯家产而丝毫没有表现出市侩暴发户的难看状。所以，在诸多人物中，瓦丽雅是最接地气的一个现实主义女性。因此，即便是两个世纪过去后，我们拿现代的眼光来审视瓦丽雅的行为，都会觉得与现代人无异。
就整部剧本而言，用契科夫夫人的话来说，樱桃园所表现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这种困惑并不仅仅属于俄罗斯这个民族，也并不仅仅属于沙俄农奴改革的那个时代。相反，这种樱桃园所提出的困惑，或者说直接称“樱桃园情结”应该是属于全人类，或者准确说是属于任何一个处于变迁之交的人，无论其民族与地域。不必说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神秘主义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作的的长达数百年的思想对抗；不必说工业文明在便利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带来的灵魂深层的伤害；单说上个世纪的中国，我们的上几代人同样不也是处于时代之交的变迁之中吗？而回溯中国的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其中绝大多数都与所谓的“樱桃园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其中的三仙姑和小芹活脱是中国版的柳苞芙与瓦丽雅，三仙姑对于中国传统礼教的固守与小芹的务实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不是同样象征着女性在世纪之交所表现的困惑与妥协吗？而后来相继出世的优秀作品如：曹禺的《日出》，沈从文的《边城》，丁西林的《压迫》，乃至于我国的乡村本土作家陈忠实所创作的被称为“民族的史诗”的《白鹿原》，其深层所表现的都是所谓世纪之交人们内心所表现的困惑。尤其是白鹿原，陈忠实以其所独有的质朴语言，向世人展现了一片地域在面临时代潮流变迁时所经历的种种悲痛与情伤。这种悲痛与情商，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能深深体会到。在这一点，《白鹿原》与《樱桃园》实现了相距数十万地的同频共振；这种共振，毋庸置疑，正是全人类必然面对的永恒话题。
NJU SE GH

参考资料
[1]《樱桃园》的庄园“意象”分析 顾俊玲 《中国俄语教学》
[2]世纪之交论《樱桃园》中的女性形象 王楠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