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了。在加州这个常年缺水的地方，春雨真的贵如油。
走出大门，迎面是我熟悉的，早春田野的蓬勃气息。房前屋后，我家的葡萄园中，齐腰高的金芬黛老藤成行成排地举着新叶，一直连接到远处的山腰线。
我披上雨衣，戴好帆布手套，绕到前院的花圃，心里惦记着一定要赶快把昨天剩下的活儿干完，在花床的碎木屑上铺好那些鹅卵石。
鹅卵石的颜色深浅不一，最小的一个也有三、五磅左右。把它们一个个搬到花床上，很费时间，也需要一点儿力气。弗兰克让我等他回来再铺，其实用不着。这点儿活儿难不倒一个老退伍军人，别看我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
弗兰克今天到旧金山国际机场接客人，天还没亮就开车走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说起来四十多岁的人了，有个固定的女朋友，却拖着迟迟不结婚。我也没问过他究竟怎么打算。他有他的想法，我不必干涉太多，无论他做什么，我只要尽我的能力支持他就可以了。
比如他说，今天从纽约飞来的贵客都是中国人，我就想，如果让客人们一进院子，立刻看见几分东方情调，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他们高兴了，和我儿子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大些，不是吗？所以我先在后院花圃通往葡萄园的小径上架了一座小小的园艺木拱桥，又去买回来这些鹅卵石。他们东方人的庭院里都用石头遮盖花床，也总是有小木桥，这一点，早在七十年前我就知道了。
七十年前，我随美国海军部队驻扎在香港。
香港，我深吸了一口气。即使下着雨，罗玳谷的空气也是青亮、透明的，翠绿中带一丝粉红色，就像那些刚刚萌发的嫩葡萄叶芽儿。香港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天晴天雨都挟裹着海腥味儿、咸鱼味儿，黏稠厚重的潮湿。那种异国的、亚热带的味道，扑上身来就闷出满头满脸的汗，洗多少次澡都没用，还是觉得热。
所以我那时总说她：“你把头发扎起来不行吗？或者盘上去？要不然干脆剪短算了！”
那么长，那么黑，那么厚的一头长发，成天披着，我看着都嫌热，偏偏她就是不肯妥协：“不行，不行！就是要这样披着才漂亮呢！”
她说英文的口音很重，几乎每一个音节都用升调，听起来总像是语法不规则的疑问句。刚开始我很不习惯，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她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女人，尽管在头发这件事情上坚决不听我的话。披散着长头发就漂亮了？我很不以为然，可她们确实个个都那样，就像好莱坞的老电影《苏丝黄的世界》里的那个女主角苏丝黄一样，她们都披散着长长短短的黑发，说着总像是疑问句的港式英文。
她们都有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也和“苏丝”一样：玫瑰、玛丽、南希、琳达……她的名字叫伊芙。伊芙。她抓着我的双臂站在面前，半歪着脑袋仰视我，翘翘的小鼻头，扁平的鼻梁，一双眼眶深陷的大黑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说：“我等你回来。”
唉。伊芙算不上很美丽，也不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更不是最后一个……可是她和香港的一切，那些带着东方的、亚热带闷热潮湿的记忆，就像那些金芬黛葡萄的老藤，经历过蚜虫病的侵袭、禁酒令的摧残，顽强地存活下来，还要年年结果。
“老爹！”弗兰克的小越野车开进停车道，他扬着声音叫。“老爹，我们的客人到了！”
我答应着，直起腰，向他们走过去。
弗兰克跳下车，为客人开车门，一边介绍：“这是刘董事长，这是小李。”那董事长看上去总有六十来岁，小李年轻些，两个人都是整整齐齐的西服革履。我迎上前去和他们握手，欢迎他们到来。
弗兰克和我一样，也是行伍出身。去年退役以后，考了个政府的经销执照，代理我们附近十几家酒庄出产的葡萄酒。他雄心勃勃，不仅想要帮助这些酒庄占领更多的美国市场份额，还要把他们的酒推向世界。弗兰克的计划得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天这几位客人是农业局帮他联系上的。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帮弗兰克把我们罗玳的葡萄酒销售到中国去。
不是有三位客人吗？我刚要问，后座车门从另一边打开，一个女子跳下来，绕过车尾，和我打招呼：“你好！我叫百合。”
她穿天青色白条纹衬衫，一条浅灰蓝色牛仔裤，在几个男人近旁，衬着高高的黑色车身，益发显得个头娇小。
我礼貌性地拥抱一下她的肩膀：“欢迎到罗玳谷 ！”
“谢谢，要给你麻烦了，”她冲着我笑，半仰着圆圆的脸。亮晶晶的黑眼睛，翘翘的小鼻子，扁平的鼻梁，蜜糖色的笑容。
世界突然停顿了一秒。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里，见到过这种典型的，中国姑娘的笑容了。
“先进屋吧，外面下雨，进屋慢慢聊！”弗兰克帮他们提着行李，催促大家进去。他为了让客人们深度了解罗玳谷的葡萄酒和酒庄，才没有给他们订酒店，特地领他们住到家里来。反正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偌大一栋房子里就我和他两个人。
我再次和三位客人碰面，已经是黄昏时分。
“我们刚才去华孜酒庄品酒去了。今天晚上彼得夫妇要请客人们吃饭。老爹，你也一起去，不用张罗了，”弗兰克告诉我。
华孜家酒庄在我们这一带规模最大，实力也最强，如今轮到他们家大小子彼得当家了。彼得和弗兰克从小一起长大，自然而然就成为生意上的好搭档。
“噢，”我答应着，从客厅的沙发里站起来，问刘董事长：“这时候，东岸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了。你们昨晚连夜飞过来，现在会不会觉得累？”
“还好，中午睡了一会儿才出去的，”刘董事长回答。
百合在一旁说：“我们几个人一来，打搅您了吧，约克先生。”她耳边的一綹短发弯到脸颊，小小地一勾勾上去，像一个倒置了的问号。
“不用客气，叫我亨利好了，”我说。“你们是弗兰克的朋友，应该把这儿当成你们自己的家，随意一些。”
她的英文很流利，发音清楚准确，举手投足之间充满自信，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伊芙……伊芙并没有念过什么书，她是一个小渔村里渔民家的孩子。
“华孜酒庄的红酒很不错，我看并不输给那帕谷，”脸上带着些微醺的刘董事长说。
“可提起加州红酒，人人只知道那帕谷，”小李也说。
弗兰克点头：“其实那帕谷的葡萄年产量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他们那边的大酒庄每年派人来收购我们这里的葡萄。要论葡萄的质量、酿酒的技术和酒款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这边真不差。罗玳谷的人吃亏在太老实，不懂得搞宣传、做市场！”
见他们开始谈生意，我不便插话，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打算给他们准备一些水果。百合随后跟进来，问：“亨利，我可以帮忙做些什么？”
“你把这个洗了吧，”我递给她一盒草莓。问道：“你家在中国什么地方？”
“在南方一个小城市，”她背对着我，打开水龙头。短发下面，后颈柔和的线条沿着小小的肩膀延伸，套着一件桃红色的短袖棉布衫。
“噢，南中国——离香港很近吗？”
“也不算很近。怎么，你去过香港吗？”她说着，手上的动作利落熟练。
“我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她转过脸来，冲着我笑，毫无心机的样子：“很久很久是多久？”
我不由得暗自叹了一口气：“七十年前吧。”
“七十年前？”她吐一吐舌头。“那时候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说完，她拿着洗干净的草莓到客厅去了。
伊芙也是这样的，一边说话，一边手脚不停。因为她勤快，所以我那间小公寓总是很整洁，部队上那帮家伙经常去。每次他们走后都留下满地的烟头和啤酒瓶子，结果伊芙只有更加手脚不停地收拾。可她从不抱怨，一张圆圆的脸上成天笑眯眯地：“我不累！做家务呢，不是给别人干活儿！”
倒也是实话。当年她在“芳桃苑”陪酒，身体累是小事儿，美国大兵们不是个个都像我们这样有教养，懂礼貌的，比如那一年美军访港战舰抵达的当天晚上。
我和杰克他们陪着新来的士兵们去“芳桃苑”喝酒。这些身强力壮，荷尔蒙旺盛的士兵们在茫茫大海上憋了那么久，上了岸进入这个著名的“苏丝黄的世界”，搂着吧女们猜枚、赌骰子，喝着喝着就喝高了。其中一个家伙把她拉进怀里，掏出几张钞票在她面前晃，口齿不清地叫：“喝！喝了这些钱都是你的！”
“对对！我们这儿也给！你喝！快喝呀！”满桌的士兵跟着往中间的桌子上胡乱拍下深绿色的钞票，乱糟糟地狂叫起哄。
我看不下去，却被杰克按住了，提醒我不要多管闲事。这是在“芳桃苑”以及附近整个街区所有的酒吧里经常上演的闹剧，并不新鲜。可伊芙当时已经喝了不少，酒色从额头一直涨红到腰间——她腰间系着的黑色滚白蕾丝花边小短裙，是她身上全部的布料。她和其他的吧女一样，上身都是裸露的。
伊芙一只手把着满满一杯红酒，另一只手费力地试图躲闪压在她身上的重量，脸上更加费力地维持着谦卑的微笑，眼睛的视线在酒杯和钞票之间游移：“真的不能喝了，罚我唱首歌吧？随你们点一首？”
借酒装疯的那家伙不依不饶，夺过她手上的酒杯，揪起她的头就要把那杯酒往她嘴里灌。我实在忍无可忍，暴喝一声，用力把她从那一群醉汉当中拖了出来。
杰克后来说，我当时也喝多了，否则不会在那种场合为一个没有太多交情的吧女强出头。就算是吧。伊芙虽然算是“芳桃苑”老资格的吧女，年纪也不过才二十多，比我妹妹还小。我们都知道她家里穷，八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她每个月的薪水扣除自己吃饭的钱，余下的一分不少地寄回家里。是，她需要钱，可她已经很卖力很辛苦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在她匍伏的，裸露的脊背上再踏上一只脚。
那天晚上的事情是个引子，后来总被杰克他们拿来调侃，我半推半就几回，伊芙就离开“芳桃苑”跟了我。我每月寄出给她家里的钱，伊芙对我充满感激。和我在一起，她是快乐的吧。
其实驻守在香港的那几年，如果没有她朝夕相伴，我的日子恐怕也会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