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公众号 摇落拾光

天气好了，今天看见地铁边上的小公园里桃花开得艳艳的，心里的喜悦就像这蓝天澄澈、丰沛。

引言：土地与人的情感纽带

《飘》，从初中利用放学时间在小河边读这本书，到现在为止，不下五遍。作为经典文学，《飘》涉及了南北战争、女性成长、爱情、生存等等。小的时候，是为斯嘉丽和瑞德的爱情结局而感到悲伤。而看得次数越多，真正印象深刻的，是斯嘉丽一次次从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中站起来的勇气。

当战争的炮火摧毁了南方的文明，斯嘉丽在废墟中攥紧泥土，发誓：“我绝不会再挨饿。”土地成为了她重新站起来挑战命运的底气，是她重生的起点。

早些年，交通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人们出行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尤其是去往一省之外。老妈妈往往会提前用红纸包一包东西，让到了地方就打开泡水喝，能缓解水土不服。这神秘的红纸包里的神药——就是家乡的泥土。

这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多少有点印象的事，这事，被费孝通写进了《乡土中国》。费孝通说他自己的母亲就这么做过，并且在电影《一曲难忘》中看到了东欧农业国际的波兰也有类似的风俗。他还指出：“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

无论是斯嘉丽的红土地，还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土地，它们不仅仅提供物质，是赖以生存的依托，更深层面来说，更是精神归属的象征。

斯嘉丽的红土地：生存与精神的支柱

斯嘉丽对土地的执着，源于父亲杰拉尔德.奥哈拉的教诲：“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为之工作、战斗和牺牲的东西。”这句话深刻地烙印在她的灵魂中，成为她在乱世中寻求生存的底色。

在战争的贫困和压迫下，红土地成为斯嘉丽唯一的避风港。她回到塔拉庄园，用双手重新开垦这片土地。在感情的不如意中，比如故事结尾她和瑞德之间的悲伤结局，她依然这样想：“明天回到塔拉庄园我再去思考。我到时候就能挺得住了。”

每当她感到痛苦迷茫，前路不定时，塔拉的红土地总能给她站起来的力量，让她在危机中绝处逢生。红土地母亲般的丰盈的滋养，赋予她生存的意志和精神的韧性。

斯嘉丽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种情感联系，使土地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人与土地的粘附性

费孝通说，直接靠农业生活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那位朋友还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他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

乡土社会，生于斯、死于斯。每个孩子都是在别人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直接依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人，才能在悠闲的时间中，从容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自有一套文化和生存哲学。

我见过很多人即便在外生活一辈子，他的籍贯一栏总写着一个很远的地方。这就是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细胞分裂”后的一个小细胞。费孝通说，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的地名来命名这个新的地方。他说：“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几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下填着‘吴江’，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

可见乡土社会中“安土重迁”，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土地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和价值观。人们与土地的“粘附性”不仅仅表现为物质的依赖，更更体现在精神层面，是身份认同的象征，是情感上的归属。

结语：土地的力量和未来的启示

《飘》与《乡土中国》不约而同地讲述了土地与人类生存的故事。虽然《飘》中的南北战争已然远去，但斯嘉丽手捧红土站在塔拉庄园的身影成为永恒。她在战争中的自我觉醒与成长和红土地密不可分。她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挺过去，正是源于土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对生存的物质需求，更是她对土地深深的眷恋和爱，这是她的精神力量。

斯嘉丽的经典台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对土地的信赖，是对未来的希望。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土地始终是人类最后的避风港。

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笔下的乡土社会，已然由约定俗成的”礼治社会“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社会“，”安土重迁“虽然深植人心，但社会的”城市化“已经迈着大步往前，人们与土地逐渐疏离。如何重新建立与土地的深层链接，如何在土地的力量中回抚自己，是我们在这个越来越电子化的时代需要思考的问题。

春天，楼下小公园的小草发芽了、柳枝抽条了，桃花不也开了么，去闻闻泥土的芬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