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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翻阅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时，我们不得不惊讶于欧洲的武力扩张。科尔特斯凭借区区六百人的小分队，竟然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征服人口高达1500万人的科尔特兹帝国，给整个帝国人口带来了近乎毁灭的打击；皮萨罗则带领160人袖珍部队在庞大的印加帝国横冲直撞，屡挫数万土著部队……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欧美几乎确立了对整个世界的控制。

那么为何欧美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如此压倒性的优势呢？

原因是复杂的，却也是明了的：因为欧洲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种种优势，这产生了足以征服其他地区的压倒性力量。

那么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何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产生了这些优势呢？这个问题往往会变形为：为什么是白人拥有了这些优势，而其他人种却没有这些优势呢？

其实大多数人心里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想法：从遗传学和基因学的角度看，其他人种（尤其是黑色人种）没有白人人种基因好、智力高，因此不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与组织力，所以便没有发达的科技、文化、艺术以及强大的政治组织……经过几千年的演进，人种之间的差距就变得非常巨大，落后人种自然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步。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黑人之所以被奴役数百年，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太愚蠢了。即便是在有严格政治正确的欧美世界，虽然政治家明面上大都宣称种族平等，甚至是竭力倡导黑人优先政策，但是在广大民众，甚至就是这些倡导者自身中，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贾雷德·戴蒙德先生却独辟蹊径，他用一系列证据与论断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并且用终极的历史原因去解释世界为何是现在这个样子。全书的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为何亚欧大陆总体上是发达的，其他世界是落后的；为何殖民全球的西欧，被殖民的却是亚非拉；为何当今的权力财富分配是这样的格局？究竟是什么因素塑造了近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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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戴蒙德先生提出问题之后，自己所阐述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换言之，正是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而非不同民族的智力头脑在数万年间决定了当代世界的权力财富分配，即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历史发展导向。

为何科尔特斯、皮萨罗能够以数百名战士战印第安人的七万大军呢？为何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能够率先殖民新大陆，将数量庞大的印第安人近乎灭绝呢？

我想熟读历史的人都能够轻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西班牙人拥有削铁如泥的利剑、轰开丛林的大炮以及势不可挡的马队冲锋。正因如此，侵略者们才能在刹那间发起猛烈的攻击，一击冲溃百倍于己的松散军队。来自亚欧大陆的病菌细菌则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让新大陆上缺乏抗体的土著人遭受了比军事打击还严重的灭顶之灾，感冒、麻疹、天花一个个的争相登上死神宝座，让数以千万的印第安人因此灭绝。

是的，戴蒙德先生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而这完全可以浓缩为本书的标题——枪炮、病菌与钢铁。

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些原因只是直接原因（近似原因），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答案。戴蒙德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旧大陆上的欧洲人拥有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而非新大陆以及澳洲、新几内亚人拥有呢？自然，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又会陷入种族主义或者基因学上的解释（因为那些人不够聪明、传统文化过于保守等等）

戴蒙德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终极原因）——粮食生产以及当地可驯化的动植物，而这组原因完全是由于各大陆、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在戴蒙德看来，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决条件，而可驯化的动植物则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条件。只有拥有丰富的动植物，人们才能对其中极为稀少的关键品种进行驯化。亚欧大陆是世界上最广袤的大陆，拥有最庞大的动植物资源，那么它能够给原居民提供的品种自然最多，品质最好。非洲、美洲次之，它们也能驯化一部分，但品种远不能与亚欧大陆相比。澳洲最小，那里都没有任何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注意是可供驯化，澳洲有许多大型动物，但它们都不能被驯化来为人驱驰、耕地以及战争），自然最少。正因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亚欧大陆便占据了天时地利，得以率先发展粮食生产（新月沃地与中国）并且拥有大型驯化动物。（亚洲拥有马、牛、羊，因此拥有犁地的好帮手以及对步兵压倒性的骑兵）

大陆轴线方向同样重要，亚欧大陆是东西向，而非洲、美洲却是南北走向的。这就意味着，亚欧大陆在动植物传播上拥有天然的优势，同一纬度的东西两边，在短短的数百年中便可以实现非常密集的交流，中国的产品可以来到地中海，地中海的作物也可以来到中国。然而非洲、美洲却只能南北向传播，每过几百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便会遭遇完全不同的气候，加上遍布南北的热带丛林、沙漠，这就使得非洲、美洲内部都很难进行流畅的沟通。美洲明明有轮子与羊驼，但恰恰因为存在于不同的南北地区，二者不能遇见，以致于不能发明出旧大陆的方便的交通工具（马车）以及决定性的武器（战车）。正因如此，亚欧大陆在粮食生产上面便具备了其他大陆不可比拟的先发优势，而只有粮食生产才能发展出大型的复杂社会（从族群、部落到酋长国、国家），才能够拥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去供养特权阶层以及一系列专业人才，发明出枪炮、钢铁、船只。只有复杂的社会才拥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才能支持远洋探险与殖民活动。只有长久的文明演进才能拥有发达的文字，拥有文字便意味着文明的飞跃。也只有密集的人口以及大量的牲口，才能孕育出致命的病菌与细菌，而在世代的瘟疫中残存下来的人们便拥有了遗传性的抗体，而这种病菌在殖民新大陆时给土著人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极度复杂的文明链，任何一步的缺失都会导致极大的落后。非洲、美洲在粮食生产上步步落后，以致于当他们面对拥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殖民者时，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发达的族群也落后侵略者几千年。澳大利亚在这些方面更是远远落后非洲、美洲，当欧洲人踏入这片大陆时，上面的人群还生活在石器时代，连粮食生产阶段都没能达到。

正是因为在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上的差异，导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发展速度差异，而这种差异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扩大，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庞大，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当今权力财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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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笔者在数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前言时，内心其实充满了疑惑。

因为从一个历史研究者出发，戴蒙德先生的目的宏大的实在是难以置信：他竟然试图用一本书去解释整个人类数万年的发展历程以及权力财富分配格局！这样的野心、抱负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但当笔者认真阅读全书时，我对戴蒙德先生的感受只能用由衷钦佩来形容。这是多么丰富的知识与经历呀！一个拥有人类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鸟类学、考古学、行为生态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数十年的人生中踏遍了整个世界的角落，无论是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还是非常原始的新几内亚、撒哈拉以南，作者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因此得了数年的热带疾病，备受煎熬。正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戴蒙德才能用一种波澜壮阔却又极为缜密的论述解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更加上戴蒙德先生有着高超的叙述技巧，本书因此荣获了1999年的普利策奖（能得此奖的作品，其文笔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因此此书甫一问世，便风靡全球，数十种语言为之翻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不可不谓之当代少有的“现象级”经典。 

此书一出，立即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其中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乃至企业家都向作者提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极为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即为什么在欧陆人中，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其他人群完成了扩张。换言之，为什么在数千年中步步领先、拥有独立发展历史、具有庞大国土面积与人口的中国人未能在近现代实现领导世界呢？

戴蒙德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戴蒙德先生的这段话略微有些晦涩，笔者对此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因为中国长期的大一统以及君主专制政体，所以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生产组织、社会形态上都达到了瓶颈。诸多海外冒险与科技创新都为之扼杀（如郑和下西洋以及早期机关枪“连火铳”的发明全被明清皇帝禁止，原因分别是靡费太多以及会对满洲八旗骑兵造成威胁）。相较之下，欧洲则因为彼此分裂，相互征战，其军事力量必须相互竞争，诸国林立也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人才流动提供了较为安全的保障。正因如此，在世界最后的五百年中，西欧得以率先发展出资本主义，进行现代化与海外扩张，中国则陷入了缓慢发展的停滞阶段，最终陷入了空前的被动挨打局面。

笔者以为，戴蒙德先生的观点早在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便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论证。事实上，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天不在思考这个问题。除了戴蒙德先生的这些观点，我们还总结了诸多原因：儒学的兴盛与决定性地位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具有排斥科技发明的倾向。八股取士致使诸多人才将数十年的光阴放在科考场而非实验室中。中国的传统政策天然具有内向性，加之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土，其统治难度之大、管理成本之高远非欧洲诸国可以相比，历代王朝的明君贤臣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个国家内部的安定而非四面出击、开疆拓土。一旦兵连祸结，整个王朝便有土崩瓦解之虞。中国人自身也存在着注重哲学（玄学），轻视科学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天生具有官本位倾向，对于类似西方教授学者这样的身份不屑一顾，最优秀的中国人永远将身居高位、出将入相（掌握权力）视为最大荣耀以及家族义务。

但是，当我们仔细思索旧大陆上的权势转移时，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与思考。

旧大陆中最先发展起来的当属新月沃地，即今日的中东两河流域，随后在几千年中欧洲则通过地理传播发展出了希腊文明，中国则稍晚于新月沃地独立地发展出了中华文明。在这期间，新月沃地在几千年的过度开发与相互征战中衰落，而希腊文明步步发展，并在罗马时代达到了全盛期，希腊罗马的文明成为后来欧洲领导世界、树立典范的关键遗产。中东在经过数千年的衰落中，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文明兴起后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张。默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在数位英明的哈里发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徒建立起了横跨亚欧非、鼎盛时期国土高达134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帝国，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科学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甚至在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中击败了唐朝军队。中国则在亚欧大陆上独树一帜，独立地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出现分裂（即便如此，每一个割据势力往往也足以比肩欧洲大国），但总体上保持较为统一的状态，其中的秦汉帝国、隋唐帝国、明清帝国都算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军事强盛、文化璀璨，直到清中期才为西方全面超越。西方则是在中世纪期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且吸取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化，最终在公元十四、十五世纪中异军突起。经过一系列扩张运动、思想革命后开展了工业革命，真正拥有了主宰世界的势力，以致于形成了当前世界的权力财富格局。

笔者认为，旧大陆对新大陆的发展压制是全方位的，但是旧大陆自身的权势转移确实在时刻发生变化。其中欧洲、中东以及中国三者构成了亚欧大陆的三大权力中心（当然近代以来日本也足以称为半个权力中心），在上万年的人类文明演进中，三个核心互相竞争，各有领先之时。虽说近代以来，中东几为欧美所掌控，但昔日奥斯曼帝国的骑兵也曾围攻维也纳；近代中国虽然处处被动挨打，几乎一度有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古代匈奴人、蒙古人的骑兵照样曾经席卷亚欧大陆，进军欧洲中心。（试想，如果古代中国不够强大，为何又有如此辽阔的版图呢？）可见，我们有些时候着实不必因为近几百年的落后去完全否定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不能够因短时间的被动便彻底遗弃长时段的历史遗产，尽管近百年来的被动挨打是极为耻辱的、创剧痛深的。

三大文明核心各自有其文明特点，几乎不太可能完全用一种政治文明模式、架构去整合。随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中东宗教势力的复兴，欧美文明内部问题的日益凸显，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毫无疑问，当今欧美仍旧是世界权力财富的中心，是最核心科技的掌握者，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领导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已经不再是权力科技的垄断者了，欧美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掌控力非但不能与鼎盛时期的十九世纪相比，即便是与二十年前（2000年）相比也大大逊色了。此次疫情的爆发与处理就极大地展示了欧美社会内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换言之，整个世界似乎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从1500年来未曾有过的。世界权势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权力中心能够长久地领先世界，这是上万年人类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旧大陆的权势争夺中，世界发展方向究竟如何，未来不久势必就有一些明确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