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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11,12章
李贽的道德理想使他怀有深切的“救世”之念，他的强烈个性和批判精神又使他满怀“愤世”之情。
思想的先驱者往往是最孤独的，有时还会招致全社会的迫害，但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些思想先驱的引导下，踏着他们的躯体向前迈进。这是人类文明的代价。李贽的悲剧就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代价之一。
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渐颓，主要表现为政治混乱，吏治腐败，社会冲突加剧。明末朋党名目繁多，如浙党、齐党、楚党、崑党、宣党等，东林党则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争国本”“移宫”“梃击案”“红丸案”“科场案”“福王之国”以及计吏、京察等政治问题上明争暗斗，争讼不休。东林党始发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东林大会。会议的内容除了讲学，还要谈政治，“往往讽议朝政”。这些迹象表明东林大会已经超出学术团体的羁绊，俨然形成了一个兼具学术和政治性质的士大夫政治集团，成为明末社会政治舆论中心。“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东林党人这种既认可君权至上又试图制约君权的理想选择注定是悲剧，因为它违背了专制权力只眷顾奴才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在他们试图制约和匡正君权的实际过程中，不可避免与君权发生冲突，冒犯了君主的权威。
强化神秘性和保密性是权力私有的必然要求，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易·系辞上》）。“几事”一旦公开，君主权威何在！东林人士的作为危害了君主的利益，所以明神宗要罢他们的官。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拥有权力即占有利益，接近权力就能分享利益。于是在君主身边总会有少数宠臣，或是首辅、阁臣，或为中官权珰，他们揽权擅政，实是专制君权的某种变异形式。如果说君主政治时代，权力与利益分配是一切权力之争的终极原因，那么，东林党人的政体设计也非例外。他们强调“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就是从行政权和舆论监察权两个方面分享君权，维护以他们为主的士大夫集团理应分享的利益。
在权力争夺中，理论依据充分的一方往往师出有名，再加上君权支持，就能转败为胜，势不可挡。嘉靖“议礼”一派的获胜就是最好的例证。“大礼议”是礼义道德之政治价值得以充分展示的典型事例。明朝万历年间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力辨君子小人，他们通过君子的价值认同结成政治集团，又依照小人的价值判定排斥政敌，增强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党派意识。
虽然顾宪成没有明说，但显而易见的是，东林人士的君子小人辨已经越出了道德分层的人格讨论，向着政治性的党派思想过渡。
东林一派党见过深，壁垒过严，使之不能广泛团结中间派。天启初，东林党人执掌权柄。他们大量启用同党，搜举遗佚，排斥异类。“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明史·崔景荣传赞》），以至陷于党争不能自拔，使本已混乱的政局更加动荡，终于在对方数党联合攻击下败北。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伴随着权力分配和利、权之争总是复杂多变的，不同政治势力和派别之间的联合、分化、攻讦和对抗往往千变万化。处理这样的政治关系需要敏锐的政治分辨能力和一定的应变调节能力，要善于团结多数、孤立对手，这显然非东林党人之所长。在非此即彼思维定式的制约下，东林党人竟以自己的政见作为汰选同道的唯一标准，不问其他。结果是东林未必皆君子。这与其说是心胸偏狭，不如说是政治思维过于简单化。
若就心态而言，东林人士显然有别于明代官场中的碌碌之徒。他们胸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具有壮烈的殉道精神。
只要士人缺乏必要的学术自由和政治独立性，只要士人身不由己地成为权力的附庸，那么，尽管他们志高行洁，却难逃做奴仆的命运，而主子对他的奴仆总是可以赏罚随心、任意处置的。
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国破君亡的政治大变局，推动一大批士大夫反省明代弊政，反刍宋明理学，对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体制进行再认识。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他们纷纷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调整君权、改革体制，形成一股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唐甄。
黄宗羲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再认识。
黄宗羲紧紧抓住政治结构、政治关系、政治体制等要害问题，剖析和批判皇帝制度。他不仅将两千年的丧乱归咎于帝王和法统，而且指明救世的根本出路是否定皇帝制度，改造政治关系。
黄宗羲还从明季民生维艰、地价下降、工商凋敝、统治者腐败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工商皆本”“崇本抑末”的主张。他对传统的本末论提出重要修正，以礼教、农耕、工商为本，以奢侈、蛊惑为末。黄宗羲说：“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黄宗羲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成就凝集着古代社会批判思想的精华，而他的个人悲剧，恰恰是传统政治文化所固有的极限造成的。
顾炎武的天下观，反映了他“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胸怀，体现了他试图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帝王高度集权，官吏寡廉鲜耻，民众水深火热。为了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现状，顾炎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主政治的方方面面。但他的目的和药方，却是为了维护和调整君主专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顾炎武在“天崩地解”之际，投身政治风云，勇于“拨乱世以兴太平”的精神是可感可佩的。他对暴政的揭露、对衰世的剖析，闪耀着理性思维的光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命题，更有启发后来者之功。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愿为帝王师的封建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