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太长，分几次发布。

《王六郎》写的是发生在淄川本地的故事，先让我们来看看本地是怎样的本地。

小说是这样开的头。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酹酒于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

查康熙二十六年淄川县志，淄川北被分为正北和东北，都没有许庄、许村、许家庄、许家村，西南有许家庄，近有许家村，大概是同一个地方。

许家村在范阳河畔，为孝妇河一级支流。

淄川人文荟萃，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宣统和民国都修过县志。

万历三十一年县志记载128个大村里，没有许家庄（村），乾隆八年县志正北或东北乡也都没有徐家庄。

康熙二十六年的县志是由邑人唐梦赉、毕际有、袁藩、张绂编纂的，此前，还是这四个人，在康熙十四、十五年就修过一遍淄川县志，编辑部设在毕际有家的石隐园，过了十年，属于重修。

旧志相当于答卷，重修等同于复查，肯定要更准确些，本文只引重修县志。

有必要说一下，编辑部的几个人多少和蒲松龄都有点关系；

唐梦赉是顺治六年进士，被任命为翻译官，闹情绪，辞职回家，聊斋序他也写过，聊斋里《泥鬼》、《雹神》两篇讲了他的故事；两个人还一起游过崂山，，对于唐梦赉而言，蒲松龄是他好友赵金人的舅舅（赵金人比蒲松龄大十几岁），一个有点才华的后辈，二人互相欣赏，交往时密时疏，详见本专题里的《蒲松龄唐梦赉交往全记录》。

毕际有和蒲松龄关系密切，他父亲是明朝的户部尚书，毕家是山东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有多大我准备放到《秦生》一篇里详说），毕际有请蒲松龄到毕家任教，给了蒲松龄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他还很有兴致地把两篇笔记给蒲松龄润色，收录进了《聊斋志异》，即《鸲鹆》、《五羖大夫》，蒲松龄特别注明了““毕载积先生记（志）”；

袁藩是蒲松龄的一个笔友，家在淄博萌水镇，俩没见过面，有那么一段时间，都住在毕家，但是袁藩生病，相隔咫尺，书信往来，却未能一晤。聊斋《古瓶》就是写袁藩的故事。

袁藩是举人，家里有钱，好收藏，但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蒲松龄还写诗去安慰他，冲走袁藩收藏的洪水来自范阳河，许家村在萌水镇的河上游。

因泥沙淤积，孝妇河历史上发过几次大洪水，范阳河发起水来也不得了，袁藩就赶上了。

这场大水发生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也许是房子被冲毁，袁藩到毕际有家寄居，死于康熙二十四年。袁藩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到淄博上层家中寄宿。

我上一篇《宅妖》中推测李化熙二十几个侄子谁是妖宅的主人，中有提到康熙十七年王浚升到李景熙家任教。在李化熙活着的时候，李景熙是不用另外雇佣塾师的。李化熙为了推动家乡商业发展，让李家几代人为周村集市代缴交易税；同样，李家私塾当时也是对外招生的，其中就有袁藩。

在《李大司寇化像记》里，袁藩深情回忆向李化熙讨教人生哲理的情景，说自己“予读书於陵李氏家塾，盖屡登大司寇先生之堂矣。先生不以后进远予，时得闻先生謦咳，具菩提性，现宰官身，俨然天竺古先生也。”

周村距离萌水镇，两地直线距离十二至十四公里，行车距离十六公里左右，三十二里，是古人一天的行程，袁藩只有住到李化熙家里才有可能屡登司寇之堂。

上次在毕家修《淄川县志》经历康熙十四、十五两年，袁藩也只有住在毕际有家里，才有可能静心工作，收集了不少资料，康熙二十五年张嵋上任淄川县令，请唐梦赉出山，而唐大量资料出自袁藩所备，故而在旧序里着重说明“成于毕刺史载积与已故袁孝廉松篱者十之七”。

张绂，字孔绣，贡生，写过一首关于趵突泉的诗，他是蒲松龄高中死党张笃庆的父亲，他对于县志的资料贡献也不小，“于张明经孔绣者十之三”。

给县志画插画的是淄川小有名气的画家王敏入，蒲松龄曾经在王给妻子的画像上题辞，替王整理过其父的诗集。

这个团队基本上也就是唐梦赉主持编写《济南府志》的编辑班子。蒲松龄的高中死党李尧臣也是编辑部的一员。可见唐梦赉对蒲松龄的学问是不大瞧得上的。

唐梦赉的学问又如何呢？

好得让人怀疑。

济南之名始于西汉，而置府于宋时，其后数百年来，为鲁省首郡，而未有郡志。唐梦赉主编的《济南府志》为首创，成于康熙壬申。据梦赉自序谓：“书仅历七月而成。”初创之志，理无如此其速。阅其书则义例谨严，文辞简洁，征引之繁，采访之备，殊非草率速成之书焉，盖必有所依据也。据康熙《山东通志》，引载清初张泰运、王苹《济南府志》久佚。方志研究大家陈光贻先生怀疑梦赉是书，依张、王《府志》增补润饰而纂成之。

我怀疑是唐梦赉在担任顺治翻译官无聊之际，自大内图书馆找到了某个失传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