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曾载文《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文中提到的三种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过百万，竞争激烈；二是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三是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该文指出，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静观近些年来的“国考热”，我们绝不能一味沉浸于“千里挑一”选拔优秀人才的喜悦中。年轻人蜂拥“国考”,到“体制内”去，是一个不良的社会信号，“国考热”背后的隐忧值得我们深思。
隐忧一：敢闯敢试的勇气正在衰减
“体制内”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组织的安排，计划性的配置，无风险高保障，依仗行政权力获取和占有更多社会资源，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收益。曾几何时，吃“体制内”饭、端“铁饭碗”是多少国人梦寐以求，难以企及的理想。“体制内”人享受着诸多的优越性：较高而稳定的工资收入、单位分配的住房、良好的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条件等等，让多少人艳羡不已。一旦拥有，别无他求。三六九等，一清二楚。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主流社会生态。在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时，下海经商、创业致富成为社会浪潮；个体、私营、外企成为时代的宠儿，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秀场。走出“体制内”，到体制外闯荡,成为年轻人展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舞台。“辞官下海”成为政府中低层官员追捧的对象，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冯仑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也借着辞官下海的东风，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那么为什么“下海”如此火爆“流行”？这与当时我们大胆无畏的改革突进紧密相关。门户网站网易创始人、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丁磊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考上研究生后，最后还是放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觉得机会很多，不如到社会上闯一闯。”当时大批年轻人之所以果断地从体制内逃出来，冲向市场、奔向社会，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是改革开发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从而对未来充满强大的信心。信心来自何处？来自“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还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激活了沉睡的体制，激发了国人的拼劲和创造力。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面临情况的复杂性、任务的艰巨性、形势的严峻性和困难风险的多样性都前所未有。中国要继续前行，要在当今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比以往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面对并解决改革发展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除此别无退路。当下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 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这尤其需要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和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的企业家精神。如果最优秀的年轻人普遍将规避风险置于首位，可能导致社会整体创新动能与风险偏好有所衰减。这提示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让在“体制外”、在市场大潮中搏击的年轻人，同样能获得稳定的预期、公平的机会和应有的尊重，使其才华有足以媲美“体制内”的施展舞台和回报。
隐忧二：经济社会改革还远未“到位”
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维护产权，促进平等和保护自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自愿合作为前提，以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为特点，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平等的经济、产权明晰的文明经济，是市场交换规则普遍化的经济形态。中国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人为的体制的界限，走向平等、自由、开放的经济生态，进而达至同等状态的社会生态，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近些年来，“国考”持续升温，“体制内”日益成为争宠的对象，体制内外此长彼消的巨大反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公务员在职业发展、福利保障、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让年轻人的追捧热度不减。与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队伍保持稳定，流动率相对较低。而体制内的安全感、幸福感也是体制外所无法比拟的。一项调查显示，愿意当公务员的被调查者中，83.3%的人最看重公务员的稳定——医疗、养老都有保障。在医疗费用节节攀升居高不下的今天，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来自相关机构的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这也恰恰说明了体制内外资源配置的自由流动性、竞争的公平公正性、市场的开放性、法制的保障等都亟需大力加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核心就是要打破各种形式的“玻璃门”、“旋转门”，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目标是让“体制”不再成为划分发展机会、社会资源和安全感的一道无形之墙，让人才要素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只有当“体制外”的创业环境、法治保障、社会安全网与“体制内”看齐甚至更具吸引力时，年轻人的选择才能真正基于兴趣与特长，而非对不确定性的规避。
隐忧三:资源集中和依附于权力的现象依旧突出
资源和机会过度依附于权力的体制，曾是改革的主要对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高度集中的弊端，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而在价值规律“无形之手”的导引和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下，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成为现实。在计划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流动、财富的分配都离不开权力。这种僵化体制的弊端毋庸讳言，为此而进行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一现象的根本改观仍有待时日，甚至某些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对权力的依赖和依附有加剧之势。市场化改革本应是一个政府放权让利的过程，但从目前来看，权力过度集中的状况并未缓解，相反还有所加重。为什么涌向国考的人越来越多？这不仅因为公务员的收入和职位相对稳定，还在于该阶层掌握着公权力，因此得以稳居社会上层，占据社会资源分配的有利地位。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其他社会职业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权力的过度集中，还造成其他社会领域不得不依赖于权力而生存的现实。国有垄断企业不消说——这是保障权力运作的另一只翅膀，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壮大，最后往往都会遭遇如何与权力“和谐共处”的瓶颈。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取得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支持，随时可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被甩出市场的游戏圈。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自然难以形成正常、有序的竞争格局，社会也难以进入凭借个人本事而顺畅流动的渠道。政府权力越强大,社会资源越集中，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由空气就越稀薄。而当所有一切最终都指向并依赖于权力，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必然相对缩小。《时代商报》曾发表题为《“体制内”的诱惑在哪里?》的评论指出：“体制内”的诱惑力客观存在,它包括福利的诱惑，职业幸福感的诱惑，体制内腐败的诱惑，以及权力“世袭”的诱惑。对此，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正是为了厘清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其深层目标，正是要斩断资源与权力之间的非正常勾连，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通过制度性建设，确保无论是个人发展还是企业成长，其成功最终取决于自身本领和贡献，而非对权力的依附。这正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国考热”是社会心态的多棱镜。我们既要尊重个人择业自由，认可青年才俊服务公共事务的抱负，更要读懂数据背后的深层信号。百万大军冲向国考大门，说明当前留给我们创业创富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仍有待拓宽。从此角度看，到“体制内”去反映的不仅是就业问题，还深深折射出当下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隐忧所在。这样的现实图景除了让人震撼，更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