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畑勋 著
毕加索①刚刚五岁的女儿帕洛玛，在庭院的小水池里发现了几只蝌蚪。她赶忙光着脚丫，手拿杯子，跳进了水里。蝌蚪的游动神奇又有趣，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底，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聚精会神。这个顽皮的小丫头接下来的瞬间会干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或许会把手伸进水里一阵乱搅。摊开的两手、表情、整个身体，都充满童真，十分生动。
看着这幅画，没有谁会说它的人物造型是乱的。从绿衬衫的底色上斜斜横插出来一只耳朵、还有束在脑后的头发……而在那下方，却生着一张刘海整整齐齐、正面朝外的脸。可是，没有谁会觉得“怎么看怎么奇怪”或是“为什么穿红色短裤的小屁股会撅向观者这一边？”“下面伸出来两根粗棒子一样的腿，左右关系太别扭”。因为大家都知道，毕加索是以变形、解体、破坏和重构为特点的画家。将不同角度下看到的人物颜面、身体部位组装在一起，进行造型处理，是他的拿手绝技。
但是，等一等。
为什么毕加索要这么做？当然，把这个问题作为本文讨论的话题，会嫌过于巨大。不过，让我们先就这幅画本身来看一看，如何？
“此画构图、色调都单纯明快，富于表现力。同时亦具有量感。造型严谨，不会让观者体会到变形的不自然感。且虽说是如此程度的变形，却将专注凝视着蝌蚪的孩童神态捕捉得精妙无比。”
——假如有人这么讲，虽有点像抬杠，但我仍要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之所以能够将孩童的神态捕捉得如此生动，正是由于那些变形的存在。
毕加索由衷地欣赏着帕洛玛的一举一动。自己也感染到一种孩子的心境。如果他是摄影家的话，大概会追着帕洛玛的举手投足，一次次按下快门，那么女儿目不转睛盯着蝌蚪的瞬间，自然也会被捕捉下来。不过，绘画并不是摄影。画家想把那种活泼好动的孩童印象、那种切实的感受、那段时光，全部掬起，放入一幅画中。既想描绘孩子的脸，又想画下那可爱的小屁股。再加上，想把望着帕洛玛时自己也被同化的那份生机勃勃的心情，全都投射在画面上。
如果观看者仅仅满足于画面整体传达出来的那种强韧的造型力，毕加索恐怕会很失望吧？他期待的是，观者能像自己画这幅画时一样，把朝向各方的各个身体部位，分别当作不同的东西去看待和理解，然后就会开始产生“眼睛花了”的感觉。他一定是希望我们去品味画面弥漫出来的那份“幻觉”，去跟他一同体会某种“幻视”。
人物横着的头和脖颈、正面的脸、扭向我们的穿红短裤的小屁股……当我们把这些部分全都清楚地区分开时，眼睛就会开始变花。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种幻觉，感到帕洛玛正用目光追随着蝌蚪，从斜后方转过脸来，仿佛在回头张望似的扭着身体。不，你的眼睛将只能看到这样的一幅情景。也就是说，你在注视帕洛玛的脸和红色短裤时，红色屁股的左侧，不知何时变成了人物的肩膀，左脚看起来就像一只伸出来打算抓蝌蚪的手。你会感受到这样的动态。脸的朝向跟那只手（即左脚）非常相称，张开的右手感觉也匹配得恰到好处。一旦你开始这么觉得，几乎就很难再从这个咒语的束缚中逃脱。然而，当你将目光暂时从画面撤离，随后再次投向它时，就仍会恢复从前的正常视觉。
这样反复观察着，时间转瞬便会流逝。这幅乍看之下十分单纯的画作，已经成为我的至爱。毕加索的绘画当中，时时会隐藏着这样充满玩心的“小机括”，十分有趣。
说到“幻视”之类，听来似乎高深，可这种单纯而又原始的幻视，在观看康定斯基、克利、米罗更具抽象性的画作时，却是自然而然在发生：随便扫过的一道笔迹，看起来像是动物的活动；色面突然陷没，仿佛变成了纵深处的背景；有个什么东西时而蠢动，时而消失……然而，毕加索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留给我们的幻视的余地并不大。
毕加索的绘画是彻头彻尾“现实”的。不，他的多数作品并不属于写实主义的写实，所以说它们“现实”或许不够恰当。但至少，它们是“现世”的。即便是自己梦想和幻视的东西，毕加索也会将之作为外界确实存有的事物去加以描绘，作为形体呈现给观者，让观者与之直接相对，因而很难受到他梦幻的诱惑。对待肉体，亦同样如此。不管怎样将肉体变形和解体，使之接近于抽象画或构成画，不给画面上创造出来的那些形体赋予一种崭新的肉体的力量与生命，毕加索就决不罢休。即使它们的样子与现实中真正的肉体似像非像，即使他将别的什么东西，解读为现实中的事物来进行造型处理，都是如此。毕加索将写实性绘画绝对无法呈现的事物，与肉体的戏剧性、张力与实感，作为一种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作为一种形体，在画面上尽力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例如因恐惧而尖叫、哭泣的女子，被处理成恐怖漫画的形式（虽说拥有远超于漫画的逼真之感）；梦中的女子或镜前的女子，脸部的侧面与正面合为一体，反而愈加焕发出美感。而且，假使他想画那种均衡美丽的人物，也会满不在乎、随心所欲地去画。毕加索的这些特质，正是西班牙人骨子里所特有的。“发现”了纯粹抽象画之后的毕加索，跟一心一意只追求抽象、犹如求道者一般的荷兰画家比埃·蒙德里安大大不同。为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也认真地画下了许多写实性的素描。
毕加索有四个孩子。1921年，第一任妻子奥尔嘉所生的长子保罗；1935年，情人玛丽·泰雷兹·沃尔特诞下的长女玛雅；而1947年出生的次子克洛德和1949年出生的此女帕洛玛，两人的母亲都是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帕洛玛是在毕加索六十七岁时出生的，与长子保罗之间的年龄差堪比父女。
有趣的是，毕加索在刻画每个孩子时的手法各有不同。由于母亲奥尔嘉本人拒绝在画中变形，也由于当时毕加索正处于所谓“新古典主义时期”，因此长子保罗被装扮成滑稽演员或小丑的模样，摆出简直可以说是拍纪念照一样的端正姿势，被描绘下来。不但保罗紧张，毕加索也紧张。不过，轮到第二个孩子玛雅时，从母亲抱在怀中的时候起到她八岁左右，毕加索都画得更为轻松。不仅有很多记录她成长的写实性素描，也有抱着玩具或娃娃被施以地道的“毕加索式变形”的系列油画。每一幅都很安详平静，从中能感受到毕加索对孩子热烈的父爱。而将孩子的面貌刻画得最为天真机灵、充满童趣的，则要数克洛德和帕洛玛的那些肖像了。不管在哪幅画中，孩子都有动作与姿态，是个小淘气，一刻不肯老实，表情也十分有趣。尤其帕洛玛，每幅作品都将她那倔强好胜的小女孩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望着这些画，你会感到欢悦。《帕洛玛玩蝌蚪》便是其中之一。
我见到这幅画，是在2000年国立西洋美术馆举办的“毕加索：孩子的世界”展上。该展览汇集了毕加索从少年时代至晚年创作的所有孩童画，令我大感开怀。
毕加索的存在感实在过于巨大，人们究竟有多喜爱他，我无从知晓。这个从根本上掀起了一场绘画革命的人，一个随心所欲描绘着既不美丽又令人费解的作品的人，却名动天下，是现代艺术的代名词。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因为与他所在的时代有了些距离感，所以也应该可以渐渐地从那些历史意义、艺术运动之类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去更加自由地欣赏我们喜爱的作品了吧？不管怎样，天才毕加索一直活到了九十一岁，毕生的每一天都绘画不辍，留下了浩瀚的作品（据说接近七万幅）。说它们是“百花缭乱”也好，“百鬼夜行”也罢，总之画风千差万别、各色各样，即使有人觉得像是好几个作者画出来的，也不足为奇。所以不管是谁，应该都能在他的绘画当中发现有趣的东西。
大概也处于这样的原因，日本的毕加索展十分频繁，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按主题举办的画展也不是只有“毕加索：孩子的世界”，还有按照他的几位情人或时代区隔等方式来规划的展览，形形色色。看来人们终究还是仰慕他的。想到这里，我便感到心安了一些。毕加索的画风尤为“现世”，又有如此强烈的变形，很难成为当代流行的治愈式“鸡汤”，然而还能拥有这样的人气，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对我来说，毕加索带给我的最初的“惊动”，是高中时代在大原美术馆二楼大展厅内看到的那副《头骨与花朵》（现题名为《有公牛头骨的静物》）。在埃尔·格列柯的《圣母领报》（日本首次埃尔·格列柯展上最为出色的一幅作品）、高更的《芳香的土地》（去年，即2003年巴黎举办的“大溪地的高更”展上最独放异彩的作品）等一排排西洋名画之中，毕加索单纯至极的《头骨与花朵》，其强大的表现力岂止是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傲然压倒了其他众多杰作。我想，若是没有它，这个空间该会显得多么寂寞。
说到底，毕加索终究是伟大的。
2004年2月
①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出生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的马拉加，父亲是画家，母亲则是世家名媛。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绘画方面的才能。十四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父亲就职的巴塞罗那美术学校。青春时代与友人们激烈地争论着艺术观点，怀抱着对艺术中心地巴黎的憧憬长大。1900年，十九岁时初次前往巴黎旅行。1904年后，以巴黎为据点开始艺术活动。其后，主要经历了创作抒情性绘画的“蓝色时期”；以理性和分析为风格、与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被并称为“革命性绘画”的“立体主义时期”；否定了之前的分析立体主义、综合了各种画法、画风更为平和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画风更具幻想色彩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饱含着政治主张与事实揭露的绘画时期等。毕加索的画风，总是处于对自己之前创作的颠覆与破坏之中，充满了对新式样、新事物的创造力。主要作品有《丑角》《亚威农少女》《三个乐师》《格尔尼卡》等。——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