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埃伦·兰格，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幸福课导师本·沙哈尔极推崇的心理学家、历史上第1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的女性，一生共获得过“古根海姆奖”“大众心理学杰出贡献奖”“应用心理学杰出贡献奖”“成人发展与老龄化研究成就奖”“高尔顿·奥尔波特群际关系奖”等无数奖项。兰格出版的著作有：《专念》《个人政治学》《控制心理学》《学学艺术家的减法创意》等。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一书共有五个章节，分别为时光可否倒流、谁在主宰我们的健康、时刻关注我们的变化、语言信息的力量、成为健康的学习者。作为心身保健的科普杰作，本书已成为新世纪治疗思想的标杆，不仅可以帮助医学界、心理学界人士开拓思维，也能够激励一般读者成为健康学习者，真正地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活出积极、乐观的人生。
本书中，兰格基于诸多独创性的实验研究，质疑了“生理即命运”的传统医学观念，提出了“可能心理学”这一大胆的新范式，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身心关系的狭隘认知。可能心理学发现，我们怀有的期望和信仰，接受的心理暗示、刻板印象和医学标签，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机能如何发挥作用、疗愈乃至老去。
兰格告诉我们，只要变得专念、觉察改变，我们就能调整这些因素，改变那些看似根深蒂固的行为，而不是盲目地听从专家意见、放弃对自己身心独特的体验和判断、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死亡到来，因为正是这些漫不经心的行为让我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将活力从我们的生命中抽走。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非物质化的心灵是否真的影响我们物质化的身体呢？如果心理可以影响身体，那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身体呢？本书的五章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尤其是开篇的逆时针研究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研究。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可能心理学，探讨的又是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在探讨奇妙的身心关系的旅途中，作者做了大量较为客观严谨的实验研究，同时也做了大胆的推理假设；心理现象是客观的，但同时也是缥缈的，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对严谨的实验还是大胆的推理，我们都要怀着一种大胆假设、谨慎求证的态度去面对。这样既可以实现作者的初衷——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又不会陷入空想主义的偏路。
作者倡导我们要怀有一种辩证、多元、专念的态度去面对医生的诊断，切忌矫枉过正。
时光是否可以倒流
如果我们能将心理时钟调到过去，也能将生理时钟调到过去吗？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埃伦·兰格给出了答案：打开心灵，迎接所有的可能性，不要预先假定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将引导我们进入更健康的状态——不管你处于哪个年龄。
兰格基于诸多独创性的实验研究，质疑了“生理即命运”的传统医学观念，提出了“可能心理学”这一大胆的新范式，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身心关系的狭隘认知。
肥胖受多种因素所影响，对肥胖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地更新。虽然肥胖与基因相关不代表我们要放弃通过运动和饮食来减脂减重，但至少让我们不再焦虑于为何自己的减肥道路比其他人要漫长。
如果我们不能专注地关注我们的身体和有关健康知识，我们就很有可能漫不经心地接受这些所谓的科学结论和健康常识。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许多生化反应组成，这些反应的发生又受每个人独特的基因和生活环境所影响。而医生所知道的数据只是基于大众的普遍规律，并不能完全地契合我们的身体系统。而影响我们身体的基因因素和环境因素多种多样，科学研究是没有办法同时纳入这众多变量的。这就导致完全了解我们的身体系统是很难实现的。
科学研究正在被日益简化，将复杂限定的研究结论解读为易于说教的绝对事实。
医学诊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医学界普遍使用一种客观绝对化的测量手段，比如高血压的问题，医生给血压值和高血压的诊断设立了绝对客观的标准：临界高血压为140—149；中度高血压为160—179；重度高血压为180以上。但是高血压所导致的众多疾病，包括中风、动脉瘤、心力衰竭、心脏病发作、肾损伤等，却很容易被忽视。
西德尼·波特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试图考察：高血压和死亡率的关系是否是绝对的，降低血压对治疗疾病是否真的有效。结果发现，被当作高血压治疗的30%的病人正在接受不恰当的治疗。这是因为我们对高血压的重视掩盖了许多疾病的真正症状，尤其是一些疾病的早期症状非常类似于高血压。
对一种疾病的描述，可以告诉我们怎样识别这种疾病，患有疾病的病人通常会有哪些症状，这种疾病通常是怎样发展的，哪种疗法最为有效。但是这些总结都是基于大众的病情所得到的一般规律，并不能告诉我们患有该疾病的每一个个体在每一时刻的具体情况。
即便我们吃的是同一种早餐麦片，一杯谷物麦片所含有的卡路里也是相同的，但是这就代表每个人将从中摄取同样的能量吗？并非如此，因为每个人肠道的吸收能力是有差异的。
对于科学研究也是如此，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客观可靠的，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导致科学结论应用到每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时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人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科学研究只能在尽可能地控制某些变量的前提下，研究某一变量与我们的身体系统的相关关系。而相关关系是不等同于因果关系的。我们不能把一个相关关系的结论当作是绝对化的因果结论去接受和认可。
医学诊断上也同样如此。医疗工具通过观察疾病症状来判定某一病人的病情，医学诊断对大众是适用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所涉及的任何一个变量发生的任何一些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变化。医学问题因其内在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应该被视为一种提问方式，而非确定的答案集。
相关和因果
相关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共变关系，也就是相随而动的关系。如果两事物相关，一个事物的量在增长，另一事物的量也在增长，这代表正相关；一个事物在量上增长，另一事物却在减少，这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但是相关解释的只是两者之间的共变关系，并不能说明一个事物一定能够导致另一事物的发生，也就是相关关系不代表因果关系。
简单地说，就是A和B都增长，但不代表A导致B增长或者B导致A增长。
比如在医学界，在对糖尿病的诊断中，医生会关注尿频这一活动，尿频确实和糖尿病存在一定的相关，但是尿频并不能引发糖尿病，也不能说明你患有糖尿病。
很多患者对疾病应激的消极反应都源于混淆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区别。
一份癌症的诊断书恐怕会让很多人陷入绝望和巨大恐惧中，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肿瘤会导致死亡，但实际上，肿瘤只是与早亡相关，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肿瘤和死亡之间存在着许多其他变量。
而一旦患者确信肿瘤一定会导致他早死，那么放弃希望本身，就有可能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果关系的错误认知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显著的。一个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之前肥胖的女孩，在成年之后非常有可能变成胖子，患心脏病的风险也更大。
如果一个肥胖的青春期的小姑娘认同了这一观点，面对减肥失败，她极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努力，转而投身于垃圾食品和不健康的作息中，毕竟肥胖已经是确定的结果了，又何必继续努力呢？
心理学家通过众多的动物实验发现了习得性无助的存在。
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等人对哈佛的男性做了一项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将被试分为对生活事件持积极态度的个体和对生活事件持消极态度的个体，然后研究者在25年后做了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在45岁之前，两组男性的健康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45—60岁之间，消极态度组的个体的身体状况要明显差于积极态度组。
心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是巨大的，积极的心态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正向的影响，而消极的心态只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面的作用。
心理学家谢尔登·科恩做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在实验的开始研究者测量了被试的情绪风格，然后在被试的允许下将其隔离起来，使其接触可能会引起流感的病毒，结果发现，快乐的人患感冒的概率小于其他人。正向积极的心态会降低我们患某些疾病的可能性。
心理学家迈克尔·施莱尔研究了心态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的，结果发现，持乐观信念的个体之所以恢复得更快，不是因为他们否认自己生病了，而是更主动地关注自己的恢复情况，这种关注有利于及时发现并发症，并促进身体的恢复。
一个专念的学习者应该关注我们身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但是区分出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哪些信息是应该被忽略的，识别出是具体症状还是异样的感觉，才能够避免将专念变为疑病。
我们通常会将症状分为两种，直接症状和间接症状。直接症状是指那些不证自明的症状，包括疼痛、发烧等，我们自己就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出来；间接症状是指那些需要靠医学工具才能测量出来的，包括高血压、心律不齐、胆固醇水平、血糖水平等。
很多间接症状并不是揭示疾病的理想线索。
比如胆固醇水平与心脏病的关系，研究表明胆固醇水平越高，患心脏病的可能越大，但是这并不代表每个高胆固醇的人都会患心脏病，也不代表低胆固醇的人就不会患心脏病。因此，如果我们将胆固醇降低作为心脏病治疗的标准，服用药物带来的胆固醇降低可能掩盖掉其他提示心脏病的线索，让我们变得对身体迟钝而忽略掉心脏病发作的前兆。
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不服用这些药品，而是说即使我们服药后胆固醇水平正常，也不要忽略对身体的持续关注。
病人对自己病情的判断来源于医生所做出的诊断，但是医生的诊断通常是基于一些不完全的数据信息，比如在诊断癌症的过程中，医生需要做很多隐性决策，包括需要多大的样本可以得到精确的诊断；多少比例的细胞癌变可以得出癌症的诊断；在什么条件下提取样本；该向病人透露多少信息……所以医生做出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也就意味着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也很多。
现有的癌症诊断的常用方法是细胞学确诊法，这种办法是分析病人的血液标本或是骨髓标本，是否确诊为癌症取决于医生设立的癌变比例是多少，也就是多少细胞变异了，就可以确诊一个人得了癌症。
无论比例值为多少，总会有人刚好落在分界点上，也就是癌变比例刚好是标准值A，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决策对于这些病人就是至关重要的。医生的一个决策就可以导致病人的生活是否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医学界的诊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交、情绪或者是职业生涯。IQ测验根据人的智力得分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那些得分低于79分的人被判定为智力低下，而智力得分在80分的个体的生活是否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就取决于医生的诊断。
医生确诊的结果是患有癌症，那么患者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一标签会使很多人失去自己原有的身份，而变成一个“癌症病人”。心理学家沙立·戈卢布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接受和应用这些标签，而不是一味地被动受医学标签的控制。
其实健康和疾病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类，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念会激化我们的身体状况。作者倾向于把健康和疾病看作是一个连续体，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位患病的程度是不同的。我的四肢很强壮，肺活量堪比运动员，但是我耳朵却有炎症，那我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我耳聪目明，却有多发性硬化症，那我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呢？所以健康和疾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独立个体，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专念于我们每时每刻、每一处具体部分的身体状态，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绝对化。
真的是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存在差异吗？其实不是的，两者唯一的区别只是门口是否有一个方便放东西的架子而已。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这两位老人没有什么区别，当生活中状况频发时，我们不会去观察环境中是否有不便于生活的情况，而是单一地把问题归因于自己。对环境的熟视无睹就会造成这一结果。
研究者发现，养老院普遍存在护理过度的问题。在养老院，老人们的生活被安排得非常容易，护理人员会替他们安排好一切，老人被剥夺了专念的机会。除了养老院的老人，还有一个群体也存在被过度帮助的问题——残疾人群体。面对衰弱，正常群体要做的并不是故作淡定，视而不见，也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应该将他们视为正常人；残疾人也应该提醒自己，我们的能力每天都在变化，我们的疾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我们生活的环境逐渐与我们的实际状况相匹配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专念水平提高了，我们对自己症状的控制力增强，我们的健康状态也得到了改善。
当我们向医生表达有些痛时，医生根据你的语言、他自己独特的经验和医学训练背景，在对你的话语处理加工后，可能会得出和你完全不同的理解。
很多人以为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思维，其实我们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犯错。我们在专念状态下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对信息的理解和应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专念状态下会更为客观地看待问题；而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我们理解和应对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信息的发布者，如果是权威人士、专家等发布的信息，我们会倾向于不加质疑、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信息所在的环境，在去吃饭的路上看到的广告牌、电视节目等都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决定产生影响。
“启动效应”是指干扰信息在我们的信息理解和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影响。启动效应的原理就是在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激活那些在我们漫不经心状态下记住的信息，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无意识记忆中获得的信息。无意识记忆的信息既包括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也包含我们在环境中无意识注意到的无关信息。关于亚裔和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启动后，就会影响到她们实际上的行为表现。
除了对行为表现的作用外，启动效应对我们的身体状态也有一定的影响。心理学家贝卡·利维发现当老年人启动不同的关于衰老的观念时，他们的身体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启动积极老化观念的老年人，其记忆力、独立自主性会增强；而启动消极老化观念的老年人，记忆力和独立自主性则相对减弱。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老年人自己对衰老的理解。那些对衰老信息敏感的个体，容易因为消极老化观念而心生恐惧，然后进一步损害他们的记忆力等。
锻炼有益健康”的心理定势确实在锻炼中得到启动，心理定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运动后的健康水平，其机制与安慰剂效应相似。我们的观念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贝卡·利维通过一项实验要求被试完成一项语言水平测试，用来激活与健康或不健康生活方式有关的观念。研究者发现被启动健康观念的被试倾向于使用楼梯而非电梯，这就说明启动健康观念，可以激发我们的健康行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的刻板印象，这种观念的启动就导致被试认为价格更高的物品会发挥更好的效果。
在上述实验中，饮料是否真的能够提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试如何去预期饮料的效果。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安慰剂效应。
人对自己健康的评价并不是受客观情况影响，而是受心理定式影响。福利院的三楼是给那些无法康复、没有希望的病人住的；而一楼住的通常是即将出院的病人，住在一楼的病人还可以经常在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自由走动。她认为住在三楼就该是无法康复的状态。
这说明安慰剂的本质：我们的心灵对我们身体有巨大影响，积极的心理预期会激发良好有效的行为表现和身体状态，而消极的心理预期则会恶化我们的身体状态。
安慰剂效应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单一的词语激活一整套丰富的心理定式。
安慰剂效应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触碰到一种被告知是有毒的青藤后，即便这种青藤是无毒的，我们依然会出疹子；喝到一瓶被告知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后，即便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提神作用，我们依然会失眠，等等。
心理学家赫伯特·本森和小麦科利做过一项关于治疗心绞痛的安慰剂疗法，他们发现，当被试对疗法持坚信的态度时，治疗效果可以达到70%～90%；但是当病人对疗法持怀疑态度时，其效果只有30%～40%。心理学家艾伦·罗伯茨等人在研究安慰剂疗法对口腔溃疡病人的效果时，也发现同样的结论：病人越相信这种疗法是有效的，疗法实际达到的效果就越显著。
我们也许可以将安慰剂效应变为一种有益的心理定势，通过先给被试服用安慰剂，然后告诉他们服用的只是安慰剂，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从而打破我们关于身体极限的心理定势。
尽管安慰剂效应有着难以想象的显著效果，但是反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也会对患者造成非常巨大的消极影响。反安慰剂效应是指当消极的期待被消极的结果证实的时候，就会产生与安慰剂效应相反的结果。
作者以癌症诊断为例，在美国存在一个关于癌症的刻板观念：癌症意味着死亡。一旦一个人被诊断为癌症，即便癌症还未对他的身体造成损害，他也不再把自己当作健康的人。相比于那些患有癌症但是并未被诊断出来的病人，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疾病恶化的速度会更快，死亡时间也会更早。
事实上，无论是癌症、酗酒、感冒还是头痛，描述的都只是我们在某段时间中的状态，而不是我们本身，更不是我们身体的全部。将疾病具体化，具体到特定的部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名称，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控自身的状态。
数字还可能造成错觉。一个42岁的人和一个54岁的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能从这两个数字中得到哪些信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只是第一个人的年纪要小于第二个人，但是大众却普遍地赋予数字另外的信息，比如你可能会认为第一个人比第二个人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记忆力更好、反应更敏捷等等，但是这一定就是事实吗？我们固有的心理定势在数字上展现出同样的威力。
语言的固有缺陷，绝对化的语气，启动效应，安慰剂效应，数字，非言语信息……
锻炼有益健康”的心理定势确实在锻炼中得到启动，心理定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运动后的健康水平，其机制与安慰剂效应相似。 作者的这一研究似乎充分说明了一个观点：我们的观念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怎样看待某样东西，真的能够决定它对我们身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也许可以将安慰剂效应变为一种有益的心理定势，通过先给被试服用安慰剂，然后告诉他们服用的只是安慰剂，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从而打破我们关于身体极限的心理定势。
医学诊断和医学知识是存在局限性的，不同的专家对同一问题持相同看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受到相同的训练。
只有承认医生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才能更好地与他们分享信息；只有关注自己身上细微的变化，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身体，捕捉有关健康的有用知识。
我们应该扮演健康的学习者，全身心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与专家合作，成为自己身体健康的专家，将医生当作我们的顾问，而不是责任人。
我们的过去经验和身体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感受和独特体验，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医生经验多么丰富，都比不上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所以，我们要听取医生的建议，但是也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权。
更专念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关注变化，做出细小但不微弱的改变。
我们应该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等等。这种种的观念都在提醒我们关注变化，做出细小但不微弱的改变。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刹车刺耳的噪音时，就会意识到刹车片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变得更加专念，有关刹车的异常状况就会很容易地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可以尽早地发现问题，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同样地，对于我们的健康，我们也需要如此。当我们感觉到膝盖略有不适时，我们就需要变得专念，去仔细地关注有关膝盖的状况，避免可能出现的扭伤或更为严重的问题；如果注意到皮肤或是小便颜色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我们加班的崩溃边缘，在吃撑的临界，我们都会因为专念而提前发现问题，及时预防。
（一）实现专念的方法
写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专念方法。我们需要将时间以2～3个小时为一段，记录下每段时间里我们对症状的体验，并记录发生独特体验时的具体情境。
记日记有很多好处，首先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即使患有疾病，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是没有任何异常症状的；然后日记也会帮助我们发现当我们出现症状时，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有助于我们觉察环境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再者，写日记会让我们注意力更集中，变得更专念。
专念本身就对健康有利。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的研究发现，专念地写东西可以从很多方面改善我们的健康，包括缓解压力，增强免疫系统，降低血压，增强肺功能，强化肝功能，让心情变好，减少抑郁症状，等等。
专念的本质是留意事物，留意变化。当我们全心投入时，就有专念的感觉。
冥想也可以产生类似于专念的积极效果。心理学家丹·西耶戈尔指出，冥想（瑜伽、坐禅）可以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关注变化，也就是专念本身也可以做到。
专念需要全心投入，正是这一性质，让专念具有了巨大的能量。
我们的文化氛围教给我们的不是专注地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教给我们把日常生活精神病学化，这是不好的。所谓的精神病学化是指将我们正常的身体状况视为精神问题或疾病症状。
比如我们偶尔的，或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的悲伤本应该是合理的，但是精神病学化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陷入悲伤都是抑郁；所有不认同主流文化的观念都属于否认（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对某件事持积极看法就是在合理化（另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偶尔的睡不好就判断为失眠症。
以失眠为例。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失眠？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躺在床上后不会立刻入睡，而是试图思考一些白天未解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很快地想出办法，如果一时想不出有效的办法，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思索→无效→焦虑→再思考的循环中，一晚上的一半时间也许都在这样的清醒的疲倦中熬过去了。然后第二天醒来，我们恰好看到一个广告，在售卖治疗失眠的药物，我们的精神病学化思维就会被自动启动，我们就会问自己：我是否是失眠症？我是否也需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
还有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第二天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考试、面试），或需要早起的行程，就会选择在头天晚上早早上床试图得到充足的睡眠，以保证第二天有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很多人却很难立马入睡，即便入睡也不一定睡得很安稳。但这不一定代表他们就有失眠症。
我们在某天晚上需要的睡眠量跟你第二天的安排毫无关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当天白天做了什么，以及头一天晚上睡了多久。（前一天）
很多人报告自己睡眠不足，是因为他们对睡眠需求量有一个预期值。是不是有可能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睡眠时间呢？我们每天该睡多久，也许不取决于我们睡前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期待自己应该睡多久呢？
日常生活精神病学化就是这样在无意识之中给我们造成了更多的压力和对身体健康的认知偏误。要做一个健康的学习者，我们需要去除精神病学化的自动思维。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一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你是否开始制定自己的专念计划了呢？试着真正行动起来吧。
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种对待生活的辩证态度。一切都是变化的，没有恒定不变的事物，专念帮助我们觉察变化，了解自身，做出改变。请不要再漫不经心地对待生活，从今天开始做一个专念的人、一个健康的学习者吧。
专念健康学的目的是让我们专注地活着，直到死去，让我们的一生都清清楚楚地活着，而不是漫不经心地虚度这百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