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于孔子曰：“《记》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礼，有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摄政而治，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为子者，然后可以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凡君之于世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善者，唯世子齿于学之谓也。世子齿于学，则国人观之，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臣在，则礼然。’然而众知君臣之义矣。其三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则礼然。’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君子与臣之位，所以尊君而亲亲也。在学，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后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闻之曰：‘为人臣者，曰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
【翻译】
卜商（字子夏）问孔子说：“古书上记载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用教导太子的礼节来教导他。’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说：“当初成王继承王位时，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亲自登临帝位处理国事。周公便代为摄政治理天下，并把教导太子的礼法用在自己的儿子伯禽身上，目的是想让成王从中明白父子、君臣相处的道理，以此来成就成王的德行。要知道，只有懂得了如何做儿子，将来才可以做父亲；懂得了如何做臣子，将来才可以做君主；懂得了如何侍奉人，然后才可以去指使人。所以，周公把太子的礼法用在伯禽身上，就是为了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义。大凡国君对于太子来说，从亲情上讲是父亲，从地位上讲是君主。既有父亲的慈爱，又有君主的尊严，然后才能拥有并治理天下，所以对太子的教育不能不慎重。做一件事却能获得三种好处，说的就是太子在学校里按年龄长幼与国人谦让这件事。太子在学校里按年龄与国人谦让，国人看到后就会问：‘他将来是要统治我们的君主，却和我们按年龄长幼谦让，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解释说：‘因为他父亲还在世，按礼法应当这样。’于是众人就懂得了父子之道。又有人问：‘他将来是君主，却与我们谦让，为什么呢？’解释说：‘因为朝廷上有君主在，按礼法臣子应当谦让。’于是众人就懂得了君臣之义。再有人问：‘为什么呢？’解释说：‘因为要尊敬年长的人，按礼法应当这样。’于是众人就懂得了长幼之节。所以，父亲在世时他就是儿子，君主在世时他就是臣子。处于儿子和臣子的位置，正是为了尊崇君主和亲近亲人。在学校里，学习如何为父子、如何为君臣、如何为长幼。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都懂得了，国家就能治理好。俗话说：‘乐正主管学业，父师主管德行。太子一旦有了大善之德，天下万国都会因此归于正道。’说的就是太子的教育啊。我听说：‘作为臣子，如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君主有益，就应当去做。’更何况是像周公这样，让自己的儿子充当教育道具来使君主变得完善。周公做这种事真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啊。”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中，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历来被视为君臣相得的典范。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探究周公摄政时的教育细节时，会发现一个极具深意的举动：面对年幼的成王，周公没有直接以太子之礼去苛求这位未来的天子，而是将这套严苛的规矩用在了自己的儿子伯禽身上。这种“抗世子法于伯禽”的做法，不仅是对君臣之礼的极致恪守，更是一次关于“推己及人”的深刻实践。它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宏大的真理：真正的教化与治理，从来不在于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而在于以心度心的感同身受。
孔子曾对这一做法做出精辟的解读：“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这句话道出了“推己及人”的核心逻辑——一个人只有先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先懂得作为下位者的责任与谦卑，未来身处上位时，才能真正懂得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爱护子民。周公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机制，让成王通过观察伯禽的“世子之行”，推演出自己应有的“君王之德”。这种“借子教君”的智慧，将抽象的伦理纲常具象化为身边的日常，让成王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了为君之道的根本。
“推己及人”并非周公一人的独创，而是贯穿中华文明始终的处世哲学。孔子将其提炼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短短八个字，成为了儒家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在《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齐景公在深冬时节连日赏雪，身披珍贵的狐白之裘，感叹道：“下了三天大雪，天气竟然一点都不冷。”晏子听后反问：“天气真的不冷吗？”随即一语道破天机：“我听说古代贤德的君主，自己吃饱了却知道别人的饥饿，自己穿暖了却知道别人的寒冷，自己安逸了却知道别人的劳苦。”景公听后幡然醒悟，立刻下令发放皮衣和粮食救济饥寒交迫的百姓。晏子所倡导的“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正是推己及人在政治治理中最温暖的注脚。它要求掌权者打破感官的壁垒，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去感知底层民众的疾苦，从而制定出有温度的政策。
如果说晏子的推己及人是一种悲悯的情怀，那么战国时期梁国大夫宋就的做法，则展现了推己及人作为一种生存智慧的高明之处。当时梁国与楚国接壤，两国的边亭士卒都种瓜。梁人勤劳灌溉，瓜苗长势喜人；楚人懒惰懈怠，瓜苗枯黄瘦弱。楚人出于嫉妒，夜里偷偷去破坏梁人的瓜田。梁人愤怒不已，想要报复。宋就却制止了他们，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别人作恶，我们也跟着作恶，这是心胸狭隘的表现。不如我们每晚偷偷去帮楚人浇灌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人悄悄为楚人的瓜田浇水，楚人的瓜也一天天长势变好。楚王得知真相后，羞愧难当，最终带着重礼向梁国道歉，两国因此结为友好邻邦。宋就的“以德报怨”，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推己及人——他深知破坏与仇恨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唯有站在对方的立场，用善意去化解恶意，才能实现真正的共赢。这种智慧，在当今充满竞争与摩擦的国际社会中，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推己及人的智慧，同样体现在对他人的宽容与谦恕之中。北宋名臣范纯仁卸任宰相后，大儒程颐前来拜访，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在任期间对百姓疾苦无动于衷。面对误解与指责，范纯仁没有辩解，只是虚心接受并连连谢罪。后来，皇帝向程颐展示了范纯仁当年的奏折，程颐才发现自己错怪了这位老臣，那些他以为范纯仁没做过的事，范纯仁早已极力谏言过。面对程颐的登门道歉，范纯仁依然宽厚待之。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胸怀，正是推己及人的极致体现。它要求我们在面对他人的过失时，多一份体谅，少一份苛责；在面对误解时，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怨怼。正如孔子所言，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才能远离怨恨，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家庭教育与个人修养的层面，推己及人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周公教导成王，实际上是让他通过伯禽这面镜子，看到自己作为“子”与“臣”的本分。这种角色的互换与体验，是培养同理心的最佳途径。陶侃的母亲“截发换米”招待客人，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儿子送来的公家糟鱼，并写信告诫儿子：“你身为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陶母正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儿子明白廉洁奉公的道理，这种言传身教，本质上也是一种推己及人——她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官，因此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
反观当下，推己及人的精神在某些领域似乎有所缺失。网络上，键盘侠们肆意宣泄情绪，却从未想过屏幕另一端的人也会感到痛苦；职场中，管理者只知下达不切实际的指标，却从不体恤下属的辛劳与压力；生活中，人们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的需求视而不见。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于缺乏“推己及人”的同理心。我们往往容易陷入“自我”的狭隘天地，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我们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他人。
周公摄政，谨守臣节，以子为镜，教化君王。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最高明的教育往往不是疾言厉色的训诫，而是润物无声的感召。无论是晏子的“知寒知饥”，宋就的“以德报怨”，还是范纯仁的“谦恕待人”，都在向我们昭示同一个道理：推己及人，是化解矛盾的良药，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让我们重拾这份古老的智慧，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当我们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我们的社会必将充满更多的理解、包容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