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活动有一个很独特的领域，在这里建立起话语关系是不容易的，所以它容易从具体社会环境中走出来，并丧失自己的意识形态形式，甚至蜕变到初始动物状态，这个领域就是性。

而精神分析学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领域，将“性”置于本能的境地，为人的一切活动提供生物性的动力。

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性本能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本能，进入到人类文明领域，用心理学的显微镜，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明世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性欲理论和文明观。

1、性欲论

“爱欲作为情感的力量、理想的目标，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及至善的化身，同西方文化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我看弗洛伊德的爱欲论（代译序）》，[M]美艾布拉姆森著《弗洛伊德爱欲论——自由及其限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弗洛伊德对爱欲的理解几乎与传统的“爱欲论”有着迥然的区别，在他看来爱欲并不是理性和美德的化身，而来自于人类黑暗的无意识领域。

他将研究重点放在爱欲产生的根源，而不是爱欲导致的结果，并总结出：爱欲源自于“无意识”，发端于人类的“本能”，借助文明化的升华途径，才发展到了传统所理解的那种理想的高级形式，也就是体现美德和理性的境界。

无意识和性本能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性欲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实质上是无意识的，而人的性本能冲动构成了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动力。关于两者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冲动是无意识的根源，人的心理过程从根源上是以性冲动为基础的。

另外，弗洛伊德在《自传》中专门对“性”作了解释。

首先，它使性与性器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即性不再只是为生殖活动服务；
其次，性冲动包括所有纯粹的感情以及友爱的冲动，即用含义极为模糊‘爱’所指的那些冲动。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理解的性欲同柏拉图所说的“爱欲”在意义上非常接近了。

因此，性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不能只作纯粹动物性行为的理解，它同时也是一种追求幸福、快乐满足的行为，当这一目标实现的时候，性欲就已经等同于爱欲了。

“力比多”也是弗洛伊德性欲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深藏于性本能背后的一种具有驱动作用的能量，精神分析学也称之为“基力”或“性力”。由此可以看出 “力比多”力量的原始特性。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得性本能获得满足，产生性活动快感。如果这种满足不能实现，力比多反而会成为痛苦的根源。解决这种痛苦的方法有很多，“升华”被视为最理想的方式。

而艺术创造也就成为了解脱痛苦一种形式，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通过创作艺术活动将一定程度的“力比多”转移，借以升华为对艺术美、艺术理想的追求，并在升华过程中实现了性的满足和快乐。

“力比多”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命动力，甚至一切科学的、文艺的、宗教的问题都可以在“力比多”这儿找到精神分析理论的答案，可见人类无意识中的性能量在文明史上的巨大价值。

2、文明观

弗洛伊德本人并非以文学艺术家著称，但他一生对古典文学艺术持有浓厚的兴趣，使他在艺术领域也获得突出的成就。

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素材就来自于文学艺术作品。

弗洛伊德探讨社会文明形态的主要作品写于晚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智慧总结。文明过度发展所引发的一些列问题，使他开始对文明的本质、根源、前景等进行反思。

弗洛伊德用大量的篇幅谈文明社会的具体存在形式，总结出性欲和文明之间存在的关系：性欲与文明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文明是性欲本能升华的结果。

“文明服从于一种内在的性冲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80页），即文明服从于性欲，致力于实现性欲所追求目标：把人们由个体到群体，最后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实现保存自我，追求幸福快乐的目的。

作为一个“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了很久一段时间的人”，弗洛伊德对文明发展的源头及其所有历经的道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想法。

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首先提到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本身的行为、生命目的和意向究竟揭示了什么，他们对生命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他的回答是：“他们寻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和永远保持幸福”。（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27页）

关于幸福，弗洛伊德将其一分为二：积极的，旨在消除痛苦和不舒服；消极的，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人类活动表现出追求这两种幸福的趋势。

弗洛伊德将人类“幸福”视为性欲的要求，追求幸福的过程规定了达成生命目的的程序，一开始就支配了人们的心理活动。

文明产生之前，人类个体是自由的，尽管这种自由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价值，人们行为的动力来自他们的本能：一种是生本能，即爱欲（性欲）的本能或自我保存的本能；一种是死本能，即攻击性本能。

依靠这两种本能的人类活动具有随意性，随意地进行性行为繁衍后代，为保存自我随意进行攻击性行为，而这种随意性本能却有着毁灭生命的倾向，使得每个个体都存在毁灭以及被毁灭的可能。

当毁灭性本能与追求幸福的性欲目标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文明”作为一种可以获得幸福并长久保持这种幸福的特殊过程成了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弗洛伊德将文明界定义为“人类生命将自己提升到其动物状态之上的有别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弗洛伊德《论文明》，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004年版，第6页）

这其中就包括人类为控制自然力同时攫取其财富以满足自我而获得的全部知识、能力以及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这一切都是文明社会才有的东西，满足了人们保存自我以及追求幸福的性欲目标。

但同时弗洛伊德也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实现是以“强迫劳动和放弃本能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类为了实现性欲所要达到的爱的目标，牺牲了人的两种本能，于是，文明一开始便带有了压抑特性。

当然，文明产生的价值在于克服人类性本能随意性所带来的恐惧和担忧，它通过约束人类的随意性行为来克制人类的攻击性，文明也因此成为原始时代人们引以为豪的成果，其压抑性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进步的。

文明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活动不再过度随意，而是为保护自己免遭别人的“毁灭”，学着去“爱邻犹爱己”，（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提到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类相互攻击的心理结构倾向，而“‘爱邻犹爱己’这个训诫是对人类攻击性本能的防御，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达到一种联合体的状态，个体因此在团体中得到了安全感。

一个团体得以长久维护的伦理道德、宗教教义、法律法规因此因为被需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是肯定的，它在人类进化史上，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同时，弗洛伊德将“文明”置于发展着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了一番辩证的思考。他指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追求幸福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幸福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的感受性是随着文明的高度发展逐渐被觉察的。

他认为，人类的痛苦有三大根源：自然力、个体的死亡倾向，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对于前两者，弗洛伊德的态度持顺其自然接受的态度，而对待第三个让人痛苦的根源，也就是社会根源，他的态度却不甚乐观。

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里面是否潜藏着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人类自己的心理结构方式。正是这种潜伏的心理结构使得人类因文明而遭受了大量的痛苦，如果把这种文明放弃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人们就会幸福很多。

文明由“功臣”到“罪臣”的过程，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暴露出的问题，文明与性欲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文明的本质。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意识到幸福感的缺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回到文明产生的根源上去。

社会文明催生了文化联合体，而它的深入发展又导致出现了让联合体控制更多外部的世界，赢得更大生存空间的倾向。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目前这种文明状态并没让人类表现出“享受”的感觉，文明本身似乎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需求和爱欲本是文明之母，但文明最终却脱离了它，“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51页）

“爱”的明确性体现在它最初的形式中——性本能，即使文明发展之后，在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如此。“爱”的最初形式并未直接放弃性满足，异性之间组成一个家庭即源于生殖的满足，文明促使家庭、团体形成并壮大之后，团体中兄弟姐妹之间积极的爱却成了“受目的制约的爱”或“感情”。

另外，为加强联合体的结合力，文明制约了大量的“力比多”并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性活动。于是，大多数非生殖形式的性行为被文明挡在了门外，使得原本不受谴责的异性之爱被文明进程中合法性及一夫一妻制的名目所压抑，“爱”因此被赋予了排他性。由此可以看出，文明源自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强烈的性本能冲动，这是原始时代人类自由的最主要表现之一。

这种对性自由的渴望可以在人格原始本质残余中找到它的根源，但是文明中的禁忌限制了这种人性，使得人类最初自由的性行为与现实文明社会变得格格不入，人们在文明社会中因此失去“自由”而感觉到了苦恼与不快。

对于文明与性欲之间矛盾的产生，弗洛伊德认为“另一种不和睦是由女人引起的”。（“另一种不和睦是由女人引起的”，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52页）

女人是性生活和家庭的利益代表，她们曾经用爱的要求和幸福目标的实现要求男人们放心离开家去发展文明，男人们因而被迫把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升华为建设文明的能量。

当建设文明所需要的能量与男人可供支配的心理能量失衡的时候，他们必须分配他的力比多来完成任务，这很大程度上导致男人对家庭团体和性生活的疏离，最终导致了女人和文明之间敌对关系的成立。文明因此成为个体与集体之间矛盾的原因，她们对待文明的敌视态度很快在家庭团体中成为显性的和普遍的现象。

于是，随着文明发展的深入，爱欲逐渐从文明的基础变成了文明的对抗因素。

弗洛伊德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文明中，性关系只有在男女关系持久结合基础上才是允许的；性欲作为一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根源，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文明的意图只是把性欲当成使人类成倍增长的、不可被替代的手段。这使得文明与性欲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