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日前在广州做公益讲座时，对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四十岁前拿命博钱，四十岁后花钱买命”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听众：工作做不好可再努力，身体“碎了”就不能再恢复了。

      钟院士作为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和社会活动家，提醒大众应该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值得称赞的。但钟院士的善意提醒，是预设着一个虚假前提的：即大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既可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这个前提确实是有些理想化的，因为如果要问现代社会有什么特征的活，那么答案就是：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而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选择的自由。换言之，大部分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被老板决定的。

      每个就业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随时准备顶替他。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呢？直接的原因就是失业的普遍存在。比如在去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新闻：《三十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大学生成南漂一族》。报道披露，一些长期失业的大学生已经靠“在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了。而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在这样严峻的形式下，那些能够“幸运”地被老板选中的就业者，如那些因连续加班而猝死的员工，除了按老板的意志，选择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马克思的比喻最形象：他们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在市场出卖自己的皮”，因此也“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让人家来鞣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前景就只能从健康到“亚健康”再到“过劳死”，即钟院士所说的“碎了”。

        失业的压力之外，在一个就是文化的压力：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就自然成了主流价值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人”本身不再能够成为人的价值尺度，“物”成了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能不能被社会，被他的亲戚、同事、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所认同，主要取决于他的消费水平，至少他是不是健康反倒成了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不要小看这种压力，我们只要想象一下，现在一个小伙子如果没有房子，还敢不敢和女朋友谈结婚的事就明白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囚徒困境，个人是很难跳出来的。在这种压力下，大部分人也只能“自愿”地选择“四十岁拿命博钱”，四十岁以后的事，只好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