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鲁迅相遇》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这是钱理群教授的切身之感，在灾难中更能读懂鲁迅，理解鲁迅。
鲁迅先生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也提到：“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或许，这也是很多孩子在学生时代怕读鲁迅文章的原因。1936年7月，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曾写信给鲁迅，他在回信中这样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从他低沉且有些悲观的语气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孤独而寂寞的鲁迅。
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而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可以说从一开始，鲁迅先生就是抱着“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也是他不同于同时期的启蒙者的独特之处。当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学无用，启蒙无用，甚至有罪时，表示今后“一要麻痹，二要忘却”，表现了对文学启蒙的绝望；但又说：一面还要“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从他有些矛盾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敢于质疑和坚持的鲁迅。
在鲁迅的观念中，做异族的奴隶不行，做自己的奴隶也不行：他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这是鲁迅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的“底线”。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那首我们所熟知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爱国情怀的鲁迅。
1918年，鲁迅写出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此前有十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是沉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个人沉默的过程往往是深度思考的过程，鲁迅正是在这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反省”，在反省中消解了自己的英雄情结，浪漫情结。而在更为深入，也更为惨烈的自我拷问中，又把“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自省再往前推进一步，终于爆发出《狂人日记》里那撕心裂肺的一声高喊！这正是鲁迅的可贵伟大之处，他不仅无情地剖析别人，也无情地剖析自己，敢于打破自我的神话，拷问内心深处的灵魂，于是，在这十年的沉默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矛盾中挣扎，超越自我的真实意义上的鲁迅。
在一场又一场文字论战中，鲁迅仍在思考着在中国现实时空下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如他在《夜颂》中所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对于“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有什么命运？我将拥有什么？”这样的拷问，鲁迅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是‘伟大人物’，我是‘常人’，‘俗人’；我不在‘山林’‘古树’下，也不‘飞空’，只在‘地上’，在‘泥土’里爬来爬去；我不会‘成佛作祖’，但是确被华盖‘罩住’，只好‘碰钉子’；我无法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也自有‘悲苦愤激’，而且有自己灵魂的‘荒凉与粗糙’”。正是这样鲁迅式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一个真正独立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诙谐豁达、坚毅反抗、勇敢“向前走”的鲁迅！
感谢钱理群教授，让我们在阅读中慢慢走近鲁迅，了解他的真，那么浩然正气；他的情，那么温馨柔美；他的痛，那么刻骨铭心；他的勇，那么犀利无畏；他的爱，那么博大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