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我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杂食主义者，基本不挑食，基本无忌口，在任何吃食场合绝无皱眉捂鼻等小动作。
除了糖和水煮的洋葱。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父母老师向我灌输“吃多了糖会得虫牙”的观点，导致我看看自己先天不足的牙齿，每每面对那个年代很是稀缺的“洋糖”望而却步。早先一直以为是父母心疼和爱护我的身体，后来才发现吗，这里也有现实困境的原因——毕竟，那个年代，苦透了的人们，对甜蜜的糖有着近乎迷恋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是显得那么奢侈：为了让家里的孩子尽量减少要吃糖的想法，只有不断强化吃糖的害处。
这种早期的固化熏染，在我的心里形成长久的功能性障碍，对甜食保持高度的警惕。
有一段时间，我对洋葱有着避而远之的厌恶。这主要是源自初中毕业那年在宜君山区砖窑打工的经历：那时几乎每顿都吃炒洋葱，说是炒，其实连油都是金贵的，往往最后都变成了水煮洋葱，那种难以言表的味道对年轻的肠胃造成重大的刺激，每每看到炒洋葱，我就条件反射地心里一揪。
直到到了新疆，每餐炒菜几乎都少不了洋葱做配菜，加上油和调料的改良，才又开始吃起了洋葱。
当然，我的杂食背景主要还是因为童年影响。
在我养成饮食习惯的日子，正是国家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在偏僻的渭北农村，能够吃饱已经谢天谢地了，谁还有机会挑三拣四呢？
至今想起那饥饿年代的感觉，会止不住喉管蠕动，肠胃痉挛。
在那时，我们好像定义植物和动物的分类很简单，就是“能吃的”和“不能吃的”，生活的苍凉将人们变得无比现实，不是因为口舌之欢，而是为了肠胃温饱。
我们不仅能将切剩下的一块萝卜头和用黄豆换的几两豆腐迅速地包成一顿香气缭绕的饺子，还能用香菜炒一顿葱花拌在捞面条里度过一个干完重活的午后，也能几种不相干的蔬菜混在一起煮成一锅早餐的菜汤。
除了这种还能说得过去的混搭，我们还开发出许多罕见的吃食。
刚抱上玉米棒子的玉米杆折断，用嘴把撕扯掉表层的硬皮，内芯咬起来有甜丝丝的味道，那些从玉米杆中被砸吧出的汁液是童年的甜味剂。和玉米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刚刚结出的棉桃，扒开表面的桃荚，那些尚处于幼年期的棉花还没有纤维的粗糙，也饱含甜蜜的汁水。
只是，吃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提防路过的大人，他们要是看见了肯定会勃然大怒，手掌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一声叹息。
刨刚成熟的红薯，拔出土豆烧着吃，青萝卜的泥巴在裤子上抹一下就能啃得有滋有味，夏天的知了变成我们的烧烤，要是能从冬日的麦秸堆里抓到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一定会成为一家人的美餐，想起一顿羊肉馅的饺子，就能从梦里笑出声来。
相比起来，榆钱和槐花做的“麦饭”，简直就是人间第一等的美食。
在这样的植物和肉类杂食的底色里，我们都有了那个年代人一定会有的好胃口，吃饭从来不挑肥拣瘦，更见不得浪费，深信：将一块没有吃完的馍馍扔掉，是会被老天爷掐掉鼻子的。
还记得，那时候没有微波炉，将冷漠快速加热的一个办法就是放在烧火的灶膛内侧烤，只是稍不注意就会烤糊，这些烤糊的馍馍绝对不会丢掉，母亲总说：吃了烤糊的馍馍出门会捡钱。很多年我们都信以为真，经常吃糊馍馍吃的嘴角泛黑，然后在村子里东转西转，想着能捡拾几毛钱回来，可是却从来没有如愿以偿过。
还记得，剩菜的汤汁经常被父亲泡上馍馍吃掉，说是“有营养”，因为没有冰箱，过年时蒸的馍馍经常因为储存的时间久了而长出青点甚至白毛，母亲用湿抹布擦掉之后放在笼屉上溜一下，“和新出锅的一样”，我们照样一顿能吃两三个。“吃汤水”（吃婚丧嫁娶的流水宴席）时，给事主帮厨的女人们，总是能瞅准时机，一把拽过站在旁边流着涎水的娃娃，然后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将笼屉里的热馒头拿一个出来，在案板上夹一片肥肉塞到娃娃手里，然后厉声呵斥“出去”，旁边的人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熟视无睹。
还记得，一碗白面条调上一点油泼辣子，放一小撮葱花就能吃得大汗淋漓，早起的孩子上学前从馍笼里拿出冰冷的一个大馍馍，用刀切开，撒上辣子面和咸盐的混合物，就算一顿早餐。将面粉放在干锅里炒制一下，加上点调料，就是自制的炒面。用茄莲腌制的咸菜浇上热油和辣子，就是最好的学校伙食，能吃一个星期。
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了，尽管那些有关童年的吃喝记忆那么深刻，总归还是会淹没在往事的尘烟里，如今讲起来，就像故事般不真实，尽管它确实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经历。
人，毕竟是朝着前进的方向走着，或快或慢，那些看过的风景，那些爱恨过的人，那些历经的困苦，那些小小的快乐，有一天都会成为往事，成为你忘不了却不会再现的过去。
感谢那些杂食的年代，它让我学会了接受，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懂得了坦然，当你人生的目标简单了，你的要求就会随遇而安，站在一个多变的年代，这些童年培养的习惯，让我能够处乱不惊，能够不固执，能够保留一份面对复杂人生难得的简单之心。
蔡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