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从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中骤然惊醒，冷汗早已湿透了睡衣。梦里那座爬满紫藤的日式庭院，仿佛仍在视网膜上燃烧。我瑟缩在床角，大口大口地吸气，直至听到隔壁房间女儿均匀的鼾声，才敢摸黑打开床头灯。

月光下，铁栅栏上的倒刺泛着冰冷的光。梦中的我，紧紧抱着女儿，试图从紫藤花架下钻出去，却冷不防被巡逻兵的皮靴踢中后腰。此刻，掌心似乎还留着竹席的纹路，那是被卫兵按压在榻榻米上时，脸颊摩擦而过的触感。然而，最令我心跳骤停的，并非那黑洞洞的枪口，而是当我慌张转身寻找孩子时，只见爷爷抱着孙子孙女，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那身藏青色中山装的衣角，瞬间与我记忆中抗战纪念馆里的老照片重叠。

雨，在四点零七分悄然落下。我伫立在窗前，凝视着雨水冲刷玻璃，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梦里那个身着旗袍的女学生。她在洗衣房，用日语低声告诫我：“别信他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她袖口沾染的紫甘蓝汁液，和我给女儿包粽子时染在指甲上的颜色别无二致。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奋力撕开窗帘，我终于敢确定，那个浑身浴血的男青年，其实是我的大学同学，他胸前的血迹，在晨光里渐渐淡去，仿若毕业论文上的红笔批注。

此刻，孩子们正围坐在餐桌旁吃着煎蛋，蛋黄那鲜亮的金黄，让我又忆起梦里女学生腕间的翡翠镯子。或许，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都沉睡着这般集体记忆，恰似外婆临终前反复摩挲的那枚银戒，内侧镌刻着“昭和十六年”的字样。我把热牛奶推到儿子面前时，他突然抬头，一脸疑惑地问：“妈妈，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雨停了，对面楼顶的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我走进阳台，收起晾着的蓝印花布，却惊异地发现，它褶皱的纹路，竟与梦里逃生路线图上的等高线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