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复杂、神秘、充满方程式的学科，难道只有少数像珍妮特·耶伦和本·伯南克这样的聪颖大师才能掌握？
其实交易是提高生活水平的？
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交易来提高生活水平，例如，假如你想烘烤并出售蛋糕，你就得通过交易来得到原料，如鸡蛋、糖、面粉和奶油；你得拥有必要的设备，如烤箱和冰箱；还有器皿，如量匙和量杯，等等。每天都有无数笔这样的交易在发生。如果没有彼此间的交易，我们现在还住在洞穴里。
其实穷国几乎没有债务，美国却有高额赤字？
大家知道美国政府赤字严重。欠了那么多钱，美国你还牛逼个什么劲啊！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预算赤字，而是政府支出水平。无论这些支出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是借款，还是中央银行凭空创造的储备，结果并无二致：这些资源是从资源创造者手中夺取的。必然的结果就是浪费和无效利用，我们则因此更缺乏资源。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比起2万亿美元的平衡预算，他宁可选择1 万亿美元的赤字预算。
其实进步就是旧事物为新事物让位？
进步需要淘汰旧事物，为新事物让位。马车和汽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印刷媒体世界长大的我们亲眼目睹了互联网的崛起，这是约瑟夫·熊彼特的著名理论，即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但互联网也使得千百万人能够与其他人即时交互，成为内容创造者。新闻、信息获取和不同观点间的辩论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其实创新是混乱的？
创新是混乱的。人们必须通过试验来发现什么东西能够行得通，什么东西行不通。正如塔姆尼指出，美国曾有2000 多家汽车制造商。这表明，那种认为经济体只需得到明智政府官员的指导便可避免兴衰起伏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动荡是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政府不允许资本进入机遇丰富的领域，我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将会大打折扣。
其实向高收入者征重税，受损害的却是低收入者？
政府坚称，最高税率只影响最高收入者，而这些人大多能够负担得起，试图以此证明高税率的合理性。他们常常用一种荒谬的说法来衬托这个经济谬误，称对最富裕阶层征收重税关乎公平。他们说，只有让最高收入者支付最大份额的税收才是公平。遗憾的是，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累进税制对中低收入者最不公平。
其实希尔顿继承的财富间接促进了消费和创业？
帕丽斯·希尔顿在21世纪初迅速成名，财富骤增，但这不是因为她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立了软件公司，或创立了成功的酒店品牌。她之所以在全球闻名，并获得丰厚收入，只是因为她是帕丽斯·希尔顿，可能继承一大笔遗产。
每个人都知道“不能把财产带走”，但联邦政府想要确保，你也不能把财产留给后人——至少不能留给朋友和爱人。如果你去世时处于中等富裕水平的话，“山姆大叔”就会毫不客气地拿走你45％的财产。所以，为什么不在生前尽情消费呢？否则，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你留给家人的半数财产就会被利维坦 吞进大肚子里。
其实成功的冒险让企业家富有，最终让所有人获利？
财富分配不均让投机政客大声疾呼，反对不平等。你较少听到的是不平等带给我们其余人的刺激。他人的成就能够引发一种积极的嫉妒心理，正如经济学家鲁文·布伦纳解释道：“一个人的嫉妒心越强，就越愿意赌一把。”更理想的是，成功的冒险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为所有人带来富足，实际上缩小了“生活方式差距”.
贫富不均下降，代表雄心壮志者的机遇在变少
人们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焦虑实际上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种默许。
陷入统计数据之争是徒劳无益的。重要的是要明白，顶级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是一个信号，表明企业正在得到奖励，技术正在实现进步。在一个理智的世界上，贫富不均程度的下降会令人担心，因为它代表着雄心壮志者的机遇减少，也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收入不平等并非都是坏事。它为创造性人才提供激励，鼓励他们去对新想法放手一搏，它使奢侈品变成普通商品。收入不平等能够调养患病的公司，令它们恢复健康。它奖励辛勤工作、有才华和成就的人，不论他出身如何。它是一个信号，在提醒着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世界上一些最糟糕的问题终将消失。
其实脸书联合创始人放弃美国国籍是自由世界的收获？
2012年5月，就在脸书首次公开募股前不久，这家社交网站的巴西裔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移居新加坡。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目的是规避巨额的资本利得税。新加坡免征资本利得税。
萨维林的决定遭到广泛谴责。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对这位年轻亿万富翁的“卑鄙”行为非常愤怒，他提出了一项立法议案，要求对移居外国者的投资征税30％，还要把萨维林永远驱逐出美国。不过，舒默的议案没有被通过。尽管我们非常怀疑，萨维林能否通过放弃国籍来保护从脸书取得的收益，但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他会成为政客和媒体眼中的“叛国者”。然而，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他的税款减少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的举动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
来源《让经济学回归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