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礼记》，为儒家“四书”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简约，义理艰深，是儒家经典中哲学意味最浓的篇目。
然《中庸》和《论语》《大学》《孟子》一样，意义重大，是古代儒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关。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思想核心命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分歧甚大。
有人说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义词：折衷调和，两头不得罪。这是所谓骑墙派做法。
传统学界认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汉代郑玄解“中庸”、宋儒程颢、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程颢注解：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朱熹加注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总的来看，中庸之道含两种意义：一是儒家德性之中庸；二是宇宙、本体论之中庸。孔孟重点关注前者；《易传》《中庸》关注后者，两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层含义：孔子儒学之中庸。
作为修德治世之学，中庸说法最早出自《论语》。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也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备这种德性。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子夏谁更优秀？孔子说，子张做事有些“过”，子夏做事则“不及”。子贡说，子张比子夏要好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张之“过”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过”，把握好分寸，不走极端，取其常理。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专门探讨中庸，多处论及中庸之道。
仲尼说：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时而中，小人中庸无所忌惮也。
为解释中庸治国之道，《中庸》还举了一个著名例子。
孔子说，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于综合各种意见，如对错、“过”与“不及”，融合汇通，最后采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据钱穆先生解读，中庸辩证法的要义是，不守两端，取其中间；去绝对之善（圣人之贤）和绝对之恶（愚人之不肖），以中间状态作为道德标准。
按照孔子划定的界限，墨家学派主“兼爱”，属于太“过”，杨朱主“为我”属于“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两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爱”是博爱，墨子说：爱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过于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杨朱“为我”只顾自己，无视他人，以自我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实际，属于“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基于人性，服务现实，既考虑自身，又兼顾他人，这是中庸之道理想标准。孔子讨论的“仁义智信”、“忠恕”之道，都内含此标准。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既顾及自己，又顾念他人，两端保持平衡。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道并非无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爱中存等级，兼顾中有界限。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爱有重大区别。
把儒、墨、杨朱三家对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实际、更贴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观墨家讲“兼爱”、杨朱主“为我”，要么刻意拔高，要么极端狭隘，让人难以接受。
《中庸》说：道不远人，远人非道；道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中庸》一文始终强调德性和现实生活的关联，和孔子意图至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阐明一个深刻道理：若要从道德上教益别人，让别人接受，切不能要求过高，不能按照圣人标准，要求普通人同样毫无利己之念，全心全意为公，在孔子看来，这种道德过于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是孔子思想的精细、聪明之处。
孔子曾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说，食色性也（告子语）。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个多元素整体，既包含道德，也内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为尧舜，实为不易。
孔子谈论德性，圆融、务实，既讲究原则，又重视权变；着眼人生实际，关注人性整体，不走偏锋；强调推己及人，两头兼顾，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遗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圆融到后世儒学手中，变得抽象、简化、拔高、歪曲，日益远离普遍人性，远离现实生活，最后导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让人难以认同。一如鲁迅先生对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汉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远离孔子本心，沦为道德教条，贻害无穷。
根据亚里斯多德伦理观，人类灵魂有理智、情欲两部分，人的德性表现在用理性驾驭情欲，这是希腊伦理的“中道”观。苏格拉底、柏拉图称“中道”为“克己”，精神实质极近于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看来，灵魂的理性和情欲部分能够实现和解，可以借助“中道”实现和谐统一。
孔子同样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私欲即为中庸，“仁义”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径。这是东西方“中庸”、“中道”观的相合之处。
孔子为何重视礼法制度，像婚礼、聘礼、乡饮酒礼、射礼、丧葬之礼等？其中有何道德缘由？
比如婚礼。《礼记》对婚聘之礼有严格、详尽之规定，像婚聘之期、场所、次数、礼器布置、程序步骤等，皆有详尽之说明。
根据儒家伦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合天理，顺人情，既通于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礼中实现和谐，婚姻之礼体现中庸之道。
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道”伦理来说，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对立因素实现统一的重要途径。
二，中庸第二层含义：中庸的宇宙、本体论意义。
儒家重视修德养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讲团结，讲仁义，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谈性命，很少论哲理，中庸的哲学、宗教精神，在《论语》中含蓄、隐晦，始终引而未发。
老庄、《易传》、《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学、宗教内涵，得以彰显。唯有综合老庄、《易传》《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准确含义。
孔孟是儒学道统，倡导仁义，鼓励修身，主张积极有为，像“乾卦”“大象”义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始终是儒家伦理弘扬的主流精神。
老庄道家接续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调，反对积极作为，倡导虚静自守，无为而治，所谓“道常无为无不为也”。
如果按时间顺序和儒学内在逻辑，孔孟、老庄之后是《易传》、《中庸》，《易传》《中庸》综合孔孟、老庄之学，继续深化、提炼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为哲学、宗教。
前人认为《中庸》出自子思、《易传》出自孔子。后经后学考察，上述说法并无事实根据。现代学界一般认为，《中庸》《易传》皆秦汉之际无名氏之作（如钱穆）。
虽同为无名氏作品，然《易传》《中庸》含义深刻，指向深远，有承前启后之功，是孔孟、老庄之学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历来备受推崇。
其中逻辑可概括为：孔子中庸之道，经《易传》《中庸》得以最终完善，成为贯通儒家之学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后的最高哲学。
从宇宙观、本体论层面言，何为中庸之道？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万物。据此，宇宙本体中庸之道内含阴阳两端，天属阳，地属阴，世间万象皆为阴阳两端之中间状态。
《易传》《中庸》一并揭示出中庸哲学的本体精神：阴阳化合之谓道，承载万物之谓德。正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势坤；易者，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钱穆先生认为，《易传》《中庸》出于孔孟、老庄之后，是新儒家之学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综合孔孟、老庄之学方能解释清楚。
老庄反礼乐，倡自然，主张“道常无为”，此为阴阳两端之阴。孔孟主文化，倡积极有为，此为阴阳两端之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两端之中间阶段即为中庸。阴阳合一、儒道和合，构成宇宙本体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源自老庄，仁义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两家。儒道两家“阴阳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传）。
《周易》六十四卦简明之极，但含义丰富，外延宽广，自上而下阐明了万物变化之理。
六十四卦里面，只有纯阳、纯阴两卦：乾卦、坤卦（象征天、地），其余诸卦都包含阴、阳两端，代表世间万物的中间状态——常态。
如屯卦、蒙卦，阴爻、阳爻数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阴爻、阳爻数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离卦，阴爻、阳爻数量、位置不同；颐卦、大过卦，阴爻、阳爻数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学宗旨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为万物之常态——中庸之道（弃其两端，持守中间）。
在《易传》看来，《周易》已囊括宇宙万物所有形态，除乾坤两卦外，其余各卦均属中间阶段，此为宇宙本体之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天人合一，根据《易传》逻辑，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属一个中庸，阴阳化合，一以贯之。
《中庸》思想近于《易传》，蕴含道家哲学；力主天地之道诚实不欺，“天”化生万物，“地”承载万物。《中庸》说：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载物；天地之道诚，故能悠久无疆。诚者，明也；明者，诚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话语概括：天地不言，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中庸》一文有多处明确言及“中庸”，如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中而时，小人之中庸无所忌惮等。
在《中庸》作者看来，诚是天地本心，中庸道体，不自欺不欺他；涵盖本末、始终、动静、是非、生死，无区分、无界限，这是道家思想。高明、博大属于天地之功，中庸之德：天行健以滋养万物；地势坤以厚德载物。此为孔孟思想。
孔子说，君子应努力修身，奋发有为；孟子说，君子应尽心知性，以德化人。《中庸》说，君子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性知天，即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孔孟、《中庸》之道，一以贯之，彼此贯通。
站在《易传》《中庸》立场看，孔孟、老庄又各有利弊和局限。
孔孟强调中庸之“阳”一端——积极作为，自强不息；老庄强调中庸之“阴”一端：持虚守静，被动承载。《易传》《中庸》认为，一阳一阴，一动一静，一实一虚，分为两橛，不是全德。故《易传》《中庸》把两端加以综合，取其中间状态：阴阳和合之博大、悠久。至此“中庸”辩证法得以完善。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之不行，吾知之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吾知之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也。
这段话的宗旨是，宇宙之道内含阴阳，持中守庸；知者只知持虚守静，不思进取（老庄）；贤者刻意作为，有损自然（儒墨）；自私者力主“为我”，走向极端(杨朱)；普通百姓生活于其中而不自知（民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要想实现中庸之道，就很困难了。
据此说，“中庸”是儒道两家的契合点，《周易》《中庸》既含道家，又含儒家，两端汇通，方为中庸之道。故《易传》《中庸》超越孔孟、老庄，是更高一级的中庸哲学。
此外，《易传》《中庸》更看重变化，重视天地之道的事工、效能，“义理”侧重于实在。《易传》说：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说：天道悠久无疆。皆是出于此意。所以《易传》《中庸》最终导向儒家社会界、人生界，不同于老庄之虚无界。
换言之，相对于老庄的“清静无为”观，《易传》《中庸》距离儒家更近，被儒家奉为经典，反而距离道家更远。
综上所述，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精神，其丰富、深刻内涵和儒道两家皆有关联。从百姓日用之“形而下”层面看，中庸之道是指生活的常态——中间状态（阴阳、美丑、善恶、是非之相辅相成）。从哲学、宗教之“形而上”层面看，中庸之道内含宇宙之德（一阴一阳之谓道）。两者加起来，便是中庸之道根本特点：极高明而道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