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又称儒教，是由儒家学说演化发展而来的。礼教的诞生，以汉武帝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礼教的第一个纲领。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他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传统的天神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 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信仰体系，与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相呼应，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
董仲舒将儒家学说进行宗教化改造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
一、在孔子“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对先秦以来的天道观进行了修补，制造一个人格化的至上神——天，又以“天”来神化封建君主为“天子”，把皇帝变成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完成了神权与皇权的统一。
二、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意、天志，董仲舒又吸收了阴阳五行观念，认为“天”的意志体现为阴阳两种形式：阳，是天志的积极方面，持“正”，主“生”；阴，是天志的消极或辅助方面，持“反”，主“死”。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他指出，阴阳两者虽对立，但阳是主，阴是辅；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隶属地位。由此产生了“男尊女卑”的理论。
三、提出唯心主义目的论。他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体现“天”的目的，人类本身的出现，也是天的目的。寒暑变化，四时运行，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
四、提出“天人感应”的观念。他认为，人的出现是天意、天志的最高产物；人类产生之后，其他的天地万物要为人类服务。“天”神按自己的形态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因而，天、地、人三者是统一的，是天意的体现。人有什么变化，“天”便会感知而有所反应；“天”有什么变化，人也会感知而有所反应。
五、提出“君权神授”的社会政治观。他认为，“君权”来自“神权”，君主的行为也要顺从“天意”，否则，君主也一样会受到“天”神的惩罚，如各种天灾。“君权神授”的观念，是遵守儒家学说中的“礼”和“仁”的规范，将儒学宗教化，便于君主更主动、积极地推行封建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六、提出礼教的人、圣观念。他认为，人性是“天”所先天赋予的，不可更改。人的仁，即善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阳的方面；人的贪，即恶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阴的方面。人的性（理性），体现天的阳的方面；人的情（情感、欲望），体现天的阴的方面。他得出结论：性可以产生善，情可以产生恶。因此，他主张以性控制情。这就要接受“圣人”的教化。
七、提出人性三品的观念，论证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按人性中的性、情对比不同，分为三类：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其实就是天子；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中民”或“斗筲”之徒。这样，“圣人”（天子）就成了百姓的老师，学生受老师的管教，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董仲舒根据这种神学人性论，建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是绝对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三纲”这种秩序，完全出于天意，不可改变。这样，就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法则，建立起神权、皇权、父权、夫权的封建道德观。
八、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由“天”选择“天子”来治理天下，“获德者受天命，失德者失天命”。因而，改朝换代是合理的，但天命的本质（德），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反映天命本质的封建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宗教化后，他的思想体系成了礼教的经义，儒家学说变成礼教经典。但此时的礼教只是雏形。到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学说融合，使礼教进一步完善。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礼教的正式完成，朱熹的《大学章句》成为礼教的又一个纲领。礼教的发展，也进一步把孔子神化，他成了礼教的教主“至圣先师”。礼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广泛深入到各个阶层和每个家庭，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延续时间之久，是其他宗教难以匹敌的，它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对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专制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延续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腐朽意识，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对社会发展起了反作用。
